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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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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向辉:我们需要对话的圆桌  

2009-07-05 00:07: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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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content.nddaily.com/8/3f/83fa5a432ae55c25/Blog/d2e/e82303.html

我们需要对话的圆桌

毛向辉(新媒介倡导者)

    发布时间:2009-07-03
    版次:AA30 版名: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胡泳先生有感于一些“网络意见领袖”争吵的背后伤害和未来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社会是否有对话精神产生了极大隐忧,所言极是。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他对哈维尔对话精神的《八条对话原则》,引来了一大批的锐推(相当于邮件的转发)。其中一位知名网人还增加了一条杜撰的尾巴:“后来,哈维尔到了中国,体验了一把中国特色国情。回到捷克,哈维尔翻出《对话守则》,增加了第9条:遇到傻逼,还是要骂。”一句话道出真谛,再怎么样做出尝试对话的样子,最后还是终止于一个词——“傻逼”。

 

所以中国人的国骂就是锁上对话之门的钥匙。话一出口,钥匙就断在了锁里,立刻失去了尊重的底线。门关上,就只能变成隔墙对骂。于是骂不绝口,口无遮拦。上至父母,下至体物。围观人群也是随时参战,一时间硝烟弥漫,战鼓喧天,一地鸡毛。这时候再拿什么冷静、理性来说话都为时已晚,如同超七十码的车速根本刹不住一样。

 

这当然不是对话的方式,连辩论也都算不上。到了民主社会,辩论是必要的,这既是双方观点信息的最大呈现和逻辑推演,也是凸显分歧存在和最优选择的基石。但对话更是日常需要的,需要融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对话,连辩论基础都无法达成,更不用说议事。对话为初,有对话,才有游戏规则的共识。然后才有辩论的氛围,此后才能谈到议事。中国现在一批有热情的行动者,例如袁天鹏,正在努力推进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议事方法。可惜,因为对话文化的缺乏,常常无法进入到议事规则本身,导致了难于前进的僵局。

 

对话之初的最大敌人就是威权,中国家庭内部就有权威压制的传统,进而延伸到教育和社会。国骂其实就是威权的一种,是人们无法控制对方时所扔出的脏弹,和“老子要教训你”的直接控制没有差别。但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想建立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将威权解构,另一方面还要建构对话框架。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对量子理论和神经科学贡献卓越,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后来却因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开美国。于是他用其余生去研究对话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学、商、政都有深刻影响的“玻姆对话”(Bohm Dialogue)。其中包含了颇为人性的“不可协商”概念。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差异过大,大部分情况下难以协商,也无法用逻辑和理性达成一致,很多不经意的争执都来源于此。既然承认“不可协商”的天然存在,却仍然要形成共识,就要用更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方法来转换“不可协商”的焦点。于是他和后来者(彼得•圣吉等)也都提出过很多对话原则,经过教育体系的尝试,渐渐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很多层面。

 

“玻姆对话”中主要强调“自由空间”(Free Space),保证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也就是在合适的对话尺寸下,所有的对话者应当遵循四个原则:1 对话各方先不要做出任何决策;2、暂停对别人意见的判断;3、同时每个人应当足够开放透明(在第2点基础上才容易做到);4、在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建议。这几条原则看上去并不艺术,但是却时时能够帮助消解那些不经意的伤害,可以引导一个对话过程慢慢走上建设性。不过看上去简单,却很难在真实世界中得到实施,最好从很早期的教育中得到训练,这样才不至于出现难解的死结。当下中国社会,止损和维权虽然是第一位,从孩童就开始建构对话机制也刻不容缓。有了这些基础,才有更高水平的对话和群体的智慧,民主也就不是空谈了。

 

“绿坝”事件引起诸多非议,可以视为一个对话失败案例。整个决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对话过程,在媒体介入公众热议之后,而政策制定者又一再丧失了对内对话的良机。目前暂停强制实施“绿坝”的结果是受到欢迎的,可是我们必须牢记,如果缺乏正常对话的机制,任何一种公众政策的出台都可能严重割裂一个社会。为防止滥用职权,强调公众参与的监督和制衡力量是必要,而眼下最需要的是一张张圆桌,可以对话与谈判的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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