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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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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门槛的时代,纪录片的意义是什么?  

2008-11-28 14:08:33|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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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领了三个村民来到我的北大课堂上。

他来讲他的“村民影像计划”。他说这是他这几年被牵引着做的事情。

他对北大的同学们说:“你们很难在课堂上看到这样的人,除了文革时期‘泥腿子进课堂’。最后大家记住的不是我这张脸,而是他们三个人。”

他们是邵玉珍,北京市顺义区沙子营村村民;张焕财,陕西省蓝田县史家寨村村民;王伟,山东省莱州市郭家店镇王家村村民。

 

五十多年了,我一直闷在家里,闷在我的小村子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里有活一定干地里的活,地里的活干不了了,家务事还成堆的等着我。收工回来,男人休息,看电视,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年复一年,天天如此。这么多年了,我没给我的后代留下什么财富。现在我有了DV,可以留下我人生的记录,还有我的村子里的这些乡亲的生活。

——邵玉珍

鸡一生下来就会刨食吃,会刨的或者是勤快的鸡会成为肥鸡,肥鸡也会把它的鸡娃养成肥鸡娃。我总觉得农民跟鸡是一样的,必须每天刨食吃,并且只有勤快地“刨食”或者会动脑子,才能过上比一般农民相对较好的日子。我自己就是一只不安分的“鸡”,我除了刨食之外,还梦想着高雅的文学和DV,于是,我就必然不可能成为“肥鸡”。而我的老婆与孩子就不能过上相对较好的日子。于是,我老婆说我不安分,而我的乡党有人讥笑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实在农村,不肯放弃梦想的人在一个村子总会有那么好几个,他们或者是爱字画,或者是爱戏剧与文学,由于他们跟我一样没有用全部精力“刨食吃”,所以必然不会成为“肥鸡”。我拍我的家庭生活,就是想反映农村里一大批想追求梦想的人的生活遭遇。另外,我还想拍出“鸡们”“刨食”的辛苦,因为不论是肥鸡、瘦鸡、或者不肥不瘦的鸡,他们的刨食生涯都很辛苦,反映了他们的辛苦,也等于反映了我的辛苦。这是我拍《我的村子》的初衷。

——张焕财

我作为一个农民,真真切切体会我的乡亲们的无奈,艰辛的生活给他们的压力。生而为中国农民,他们必须每天辛勤劳作,才有粗糙的一日三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人,但又远远地被抛在时代后面。我只能悄悄地拍一点他们的生活镜头,证明他们也在这个号称和谐社会的时代无声无息地生活过。

——王伟

 

吴文光把DV和电脑交到村民手里,让影像记录镜头回到那些远离“主流势力”的普通人的手中。他把这件事的意义抬得很高,高到他自己怀疑自己此前的意义。

他说,王伟把影像记录日常化和故意无意义化了;邵玉珍在事情还没有意义之前就拍了。这不禁让人去想:意义是什么东西呢?意义是你想出来的吗?

不幸的是,专业的纪录片人正是这样干的,而且还将多年如此干下去。“我们多少年苦心经营,试图从外部打入内部。没有了意义和价值,怎么能够深入内部呢?有了意义,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机位、片长、内容、结构……”

然而,这一切被村民们彻底打碎了。吴说,他的所谓纪录片头牌地位在他们面前轰然坍塌。“我教他们开机/关机,剩下的,就是他们教给我的。我像孙子一样尾随他们。”

吴文光早就开始怀疑、厌倦自己在《江湖》中对底层的关注,“你记录他们,但是你无能为力”。他也质疑自己的《我的1966》:“45个人当中选5个人,在那么大的一个历史现场,试图呈现其中的某个层面,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个人的话语对历史的穿透是无意义的。”

他对自己过去的所为心存疑问,如果说这种疑问在村民影像计划之前还是半遮半掩,在做了这事之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工作一笔勾销了。

他以城里人的“农家乐”采摘为喻:他们到乡下采撷那些带有露珠的果子,过一把劳动瘾,就跟收获了自己所种的果实似的,这非常像是专业纪录片作者所做的事情。说好听点叫田野调查,不好听就是一种猎取和掠夺。而真正的农民作者,不需要去捕捉,去发现,只是在展开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即便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永远摆脱不了“他者”的身份,吴文光仍然说,他要放弃打入内部的尝试,寻找自己身体位置的所在地,想拍就拍,像农民一样,找感觉,好玩,不考虑意义。

可是,这样又会引发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课堂上,我的学生问,拍纪录片怎么可能没有框框?吴承认,生活本身就是框框。我问三位村民,拿了DV3年,拍摄对你们到底是不是没有意义?

王伟说,没什么意义。对我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改变。如果以为一部摄影机就能改变什么,那真是想得太简单了。

张焕财用陕西人特有的慢悠悠的智慧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三年不吃饭行不行?不行。三年不看戏行不行?行。那为什么歌星唱一首歌,顶农民好几年的收入?

邵玉珍回答得直截了当:有意义。我有了DV,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跟老吴说,瞧,这三个人,对纪录片的意义认识就有这么大的反差。王伟认为没意义,另外两个人认为有很大的意义。

没想到老吴跳起来捍卫王伟,说那只是他的说话方式。的确,我也觉得王伟实际上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他对现实的绝望恰好说明了他的认真。

老吴对意义的解构最后又被他的村民和他自己解构了。他说,他也没有答案,只有某种正在进行时的东西。

感谢老吴,把正在生长的东西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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