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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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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32年过去,我们迎回了“人”(2)  

2008-07-13 23:19:42|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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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由非常而正常

胡泳:我看到你在腾讯网开通的个人博客的名称叫“忆唐山,忧汶川”。从两次地震的对比中你观察到什么?

钱钢:很多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问的无非是两次地震中,政府的表现怎么样?媒体的表现怎么样?简单地讲,2008年和1976年对比,政府的表现有进步,媒体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唐山地震的时候媒体很少,受到严密的控制,媒体的指导思想是借着地震来宣传党、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要求大家不可以用地震来干扰批邓,还要继续抓阶级斗争为纲。从那个基点来看2008年,2008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正常反应,全世界都会这么反应的。

我统计了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头10天的《人民日报》关于地震的报道,用了“生命”这个词的报道总共是7篇,而在汶川地震的头10天,同样的时段,同样的报纸,《人民日报》关于地震的报道,提及“生命”的竟然有149篇。

 

胡泳:都是在地震报道的样本里?

钱钢:对,这个样本是很容易获取的,就是检索“地震&生命”。所以这已经是完全不同,跟全世界各个国家通常的状况是一致的,无论是亚美尼亚地震、日本地震都是一样,一定都是生命危险、抢救生命,那这点恰好意味着这32年有变化,中国从非常状态走入了正常状况。而那个非常状态就是疯狂的状态,背离全世界认同的价值,背离人道主义。

如果你让我说得更周全一点,并不是在那个年代你看不到人性,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有些基本的善良是不会消失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自救、互救,人民之间的相濡以沫都是存在的。我们只是说宣传中见不到人性,政府也救人,问题是它一面救人,一面在慰问电里说,继续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再说得具体一点,这次解放军进入汶川的时间,还不如解放军进入唐山快,唐山地震如果不算当地驻军,得到地震消息从外面去救援的步兵,最早的一支是驻在蓟县的坦克一师的部队,中午12点多到达唐山。3点42分震的,12点入唐山,9个小时就到达了。

所以像这样单项的指标很难比较,比较完了以后甚至还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当然,汶川地震发生在西南山区,道路完全毁掉,解放军进去十分困难,我们不可能要求军队这么快进去。唐山地震毕竟是发生在平原和丘陵地带,公路虽有毁坏,但是并不影响军队的开进,桥塌了,军队做一些简单的修复以后,它的汽车都可以开过钢桥。

因此可能更给人以比较精确的印象的比较,是另外一种:你可以拿这次2008年的地震和2003年的非典来比较,可以拿2008年和1998年的长江大水来比较,还可以和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相比较,同样可以比较政府的反应,比较媒体的表现,这样三个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

首先是跟2003年非典比较。2003年政府先控制后公开,对媒体是先高压后放松,然后反思不够。从大的方面讲,这次对灾情报道没有控制,一开始也不是完全没有控制,但是很快突破,突破以后政府也没有再坚持,所以从效果来说是没有控制。但是反思不够是一样的。

1998年的长江洪水是先控制,一直控制,记者在前面发不出东西来,一直到九江决堤,在8月8号那一天《中国青年报》坚决报道长江决口险情,一下突破了,之后央视马上就接着突破。

再来看1987年,非主流媒体很少,但是党的媒体,无论是《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都派出强大的记者力量到大兴安岭第一线做报道。当年并没有实时的直播,密集信息的传播渠道也是没有的,但一线灾区的救灾情况报道是及时的,灾情也是清楚的,更加重要的是,1987年的反思既超过1998年的洪水反思,也超过2003年的非典反思。

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的经典特写,《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再举个例子,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是什么呢?《渎职者的窘境》,《解放军报》记者乔天富拍的,漠河县长在一片烧焦的树林里面,低头等待中央领导到达。

 

胡泳: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灾难报道仅仅是恢复到1987年的水平?

钱钢:还没有恢复到1987年。那年的大背景是十三大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还有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还有舆论监督,这几个概念都是产生在十三大以后。虽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在十三大之前,但它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大背景之下的一件事情。可以简单地说,今天中国新闻界的状况和唐山地震固然大不相同,也比非典有进步,比1998年有进步,进步的具体点,是对于灾情的充分展示,对灾情的惨烈状况的不掩饰、不删除、不遮蔽。以人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虽然不无作秀的成份,但有长足的进步。

 

胡泳:拿2008年同1987、1998和2003年相比,中国传媒似乎走过了一个U字型?今天还有什么有待进步的地方?

钱钢:有待进步的是反思,以及监督和调查性报道。虽然80年代没有今天的手机、网络、非主流媒体,没有那么多东西,但是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是清楚的,这就是人民的知情权,它的核心价值是清楚的,就是人道主义。这是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数年间的思想斗争、思想冲击才形成的,而我恰恰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见证人,因为我就在那个时候,在1986年出版了《唐山大地震》,而《唐山大地震》恰好是以回归人,讲真话,讲人话,不讲假话,不讲鬼话为追求的一个东西。

看到这些例子,你就知道在80年代的中期,文化界、新闻界的核心理念即人道主义,这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对于媒体的监督职责和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清楚的,所以才有《中国青年报》那样好的报道。我们只是以灾害为例,不以灾害为例的话更多。这个U字型你概括得很准确,从80年代的走高到后来的跌落,然后现在又在缓慢地进步。

 

胡泳:我觉得你的这种观察特别有意思,而且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当我把问题指向汶川和唐山的对比的时候,其实你认为更多可以对比的是森林大火、长江大水、非典这样的事情。

钱钢:把它细分一点就看得清楚了,我们现在就是要避免拿一个最低分,因为唐山就是最低分。如果讲媒体是最低分,政府操作要另论,政府操作因为是一个准军事年代的东西,要另论,那当然也是最低分。

 

胡泳:就是说跌落到唐山的那种最低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具体地来看,哪一项上我们取得了进步,哪一项上我们退步了,对吧?

钱钢:哪一项曾经达到一个进步的点,现在还有待努力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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