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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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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优秀媒体人应“眼高手低”  

2007-11-13 12:45:54|  分类: expect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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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sohu.com/20071113/n253215569.shtml

11月8日,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总编辑胡泳做客搜狐《新媒体与新营销》,就自己在不同媒体样式的从业经历分析了新媒体样式出现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对新媒体未来发展趋势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胡泳:在不同媒体样式里做尝试

主持人: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今天作客《新媒体与新营销》是胡泳先生,胡泳先生是政治学博士,新闻学硕士,文学学士,知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历任《中国日报》记者、《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对话》总策划、《赢在中国》总编辑。下面请胡泳先生给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胡泳: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胡泳老师做媒体有很长时间,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媒体?
胡泳:我进入媒体一方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我主观的选择。所谓客观现实就是我本来是学新闻的,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就是新闻,因此毕业以后很自然地会选择做媒体;所谓主观原因是学媒体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大学本科学的不是新闻,研究生是我自己学新闻的,我本科学的是英语。
主持人:是兴趣使然吗?
胡泳:对,一直想做一个记者,好象是从中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梦想,我很想做记者,因此最终决定学新闻,做一个记者,因此走上媒体这条路也有十五六年了。
主持人:我看到您的经历很丰富,也曾介入互联网和管理,肯定也有机会涉足别的行业,您为什么一直在媒体领域而没有选择别的行业呢?
胡泳:我是很热爱媒体的,因为当年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做了一个选择,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头,有很多摸爬滚打和喜怒哀乐,而且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同时,在媒体当中,我自己做了比较多的探索,我并不是只做一种媒体样式,实际上我从报纸开始做起,然后做杂志,然后做网络,做电视,所以说即使是在媒体的行业当中,我自己也是做各种尝试,这里天地仍然很广阔,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主持人:那您觉得做报纸、杂志与您后来做电视和网络有什么不同呢?
胡泳:要说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节奏越来越快。因为做杂志,当时我做《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感觉压力不大,后来做电视的时候,特别是有段时间做日播节目就很辛苦,从早晨九点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非常累。大家知道,网络的速度甚至比电视还要快,这是从工作的亲身感受上的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但是要从各个媒体本身的特点来讲的话,每一种媒体特点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要谈起来的话,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主持人:简单讲,做杂志和做网络有什么不同?
胡泳:我自己也做一些关于不同媒体样态的研究,包括现在新媒体兴起,大家在谈论说新媒体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在北大开课讲的就是新媒体。基本上我们普通人是作为消费者,传播学上称为受众,当然这个词不好,感觉是被迫接受,但是这个词是约定俗成的。从受众来讲有三种行为,这三种行为截然不同,我可以用行为模式的不同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把它总结为阅读、观看和使用,基本上你刚才提的问题,杂志、报纸或者加上图书,我们是阅读,但是对于电视这种媒体来讲,我们是观看,从阅读到观看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跨越。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我把这个新闻模式叫做使用,这个使用很复杂,可能包括阅读,也可能包括观看,但是在使用这种模式下,观看和阅读都产生了不同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说新媒体会产生很大的挑战,因为人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会淘汰掉部分媒体人

主持人:您觉得做传统媒体的人来做新媒体是不是合适呢?因为之前有观点称一个好的传统媒体人可能不适合做新媒体。
胡泳:我知道有这个说法,在我说的模式当中势必会甩掉一些人,如果你不能顺应这个改变的话。报纸、杂志业现在很辛苦,电视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电视还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讲,如果今天你不知道新媒体的运作方式,我觉得你很难在一个新闻行业内做。目前这块东西威胁到你,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你新媒体技能不够的话,你会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说对于媒体从业者,因为他们本身所从事的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前沿和比较多变的行业,如果他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头不能够快速地学习,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可能就会存在像你说的,有一些旧媒体人对新媒体产生极大的不适应。
主持人:只是部分旧媒体人会这样?
胡泳:我觉得是部分人,原因就在于我个人觉得媒体行业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不排除说有大量有经验的人在里面工作,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基本构成是年轻人。因为媒体对人的体能要求,对人的脑力运转能力要求很高,如果你年龄大一些,还不说你思想上是不是跟得上,首先你的精力就会下降。当我说媒体是年轻人的行业的时候,我其实是说越是年轻人掌握这些新技术的能力越强。比如80后的孩子,他在使用网络方面一定是比生于60、70年代的人有先天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岁数稍微大一些的人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年轻人我觉得问题不大。
主持人:但是国外的媒体也会有年龄特别大的人,他们照样在做,反而在中国的媒体业里面年轻人居多。
胡泳:如果我们讨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生涯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出路只有两个:一个出路就是由于你在媒体行业中积攒了足够多的经验,你可以试图去领导一个媒体或者是创办一个媒体,换句话说你指挥更年轻的人从事媒体工作,成为这样一个角色,像你讲的,可能很多岁数大一些的人,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媒体的领袖、总编、制片人等等这样一些角色;另外一些人,应该说他会走一个专业化的道路,他一定要成为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方面的专家型记者,或者叫专家型的编辑也好,就是说他必须使自己的定位和自己的知识的专长集中在一些领域,在这种地方他也能获得很大的职业成就,我们知道专栏作家几乎都是从年轻的什么都做的阶段开始,最后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某种程度上他完成了一个转变,这两条路对于好的记者都是非常好的归宿。除了这两条路之外,基本上媒体应该有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
主持人:那么您是怎么做的?
胡泳:我应该两边都在做,我也在领导一些媒体,同时我又是很注重专业化。

中国式互联网支持中国化的商业模式

主持人:您前几天接受采访时谈到您会出一些互联网文化方面的丛书,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些丛书大概是介绍哪些方面的内容?
胡泳:这是有一点历史渊源,源于大概十年之前,当时互联网刚刚登陆中国,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批接触互联网的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这种新工具,对这种新工具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当时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网络文化丛书,基本上涵盖了互联网的很多领域。但是今天倒过来看,那套书起到了一个介绍和普及的作用,因为当时毕竟互联网是一个新东西,可能我们更多的工夫都是如何把国外的先进的理念,国外的一些学理的研究引进到中国来,从中国本土出发的东西其实是相对少的。现在正好互联网基本上走了十多年,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重新来审视互联网,重新审视可能意味着很多东西,比如说,第一,互联网是不是有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所有人认为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互联网会打破一些障碍,但事实上互联网其实是有国界的,互联网会由于那个国家的网民能力不同,会造成使用习惯的不同。因此我们说十年以后能够有能力思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希望这套新的互联网丛书是用学科逻辑观察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涉及的面很宽,可能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而不是以互联网特征证明学科逻辑。作者的思路不是基于纯粹的演泽和推理,而是基于大量生动的事实和案例,书的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对于事实和案例过人的阐释能力和提纯能力。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这套书,实际上不是想做成简单意义上对互联网的一种礼赞,或者说是对互联网的一种批评,而是试图经过学理的梳理,经过一些数据的调查,在这个基础之上客观地观察互联网。我们并不想做出一套商业化的畅销书,而是期待它对观察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具备较高的价值。
主持人:您是希望这套丛书从互联网进入中国总结出一些本土经验,那您觉得互联网进入中国有哪些中国特色呢?
胡泳:最简单的观察,大家很多人会说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到中国水土不服,会说他们无论是Google也好,雅虎也好,在中国似乎都有点儿折戟沉沙,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互联网的巨头到中国来为什么就不行了,但是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说的,中国的互联网所面向的中国的网民是不同的,同时,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互联网的管理和控制也是不同的,中国网民所能够支持的商业模式跟国外也是不同的,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网民的社会行为是不一样的,中国网民搞的一些东西,比如网络通缉令之类的,有很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国外是没有的。你会看到商业模式也不同,中国互联网挣钱的方式跟国外也不一样。
主持人:商业模式上有哪些不同?
胡泳:例如说门户网站这种概念,尤其是以集聚新闻作为一种模式的情况,我觉得基本上是中国互联网自己趟出来的一条路,今天的搜狐、新浪这种大规模的把别人的新闻内容聚集在一个地方,一站式地提供给用户,同时又变成一种商业模式,我觉得至少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又例如QQ的发展跟国外也很不一样。我刚才讲有社会行为和商业模式的不同,当然最终互联网跟社会发生互动的层面也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包括整个环境对于互联网的空间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层面上来说,我基本上认为是存在着一种中国式互联网。
主持人:互动上,国内和国外有什么不同呢?
胡泳: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觉得至少国外不会很大范围的谈博客是不是要实名,但是中国一定会谈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会很复杂,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实,它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些跟国外不同的讨论。

博客实名制应由提供博客服务的公司考虑

主持人:对博客实名制您是什么观点?
胡泳: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一直是很鲜明的,实名有很多好处,但是实名一定有很多坏处,大家一定会说它是限制网民自由的表达,反过来说匿名也会有很多好处,但是匿名也会造成今天很多问题,监管困难等等。实名与匿名肯定是各有利弊的,这些问题应该交由提供博客服务的公司去考虑,政府不应该是一刀切的,这样的管理也不一定有效。

新媒体应由参与者自我形成统一机制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博客和新媒体,您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新媒体应该是给用户控制权的对吧?
胡泳:对。我所说的媒体一定要给用户控制权,是我觉得新媒体有两个很基本的定律或者规律,第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媒体的生产和发行成本足够低的话,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一定会造成无限的供应。过去为什么有门槛,因为过去我没有生产手段,即使生产出来以后,也发行不了。就算我能做出一本书来,我怎么给读者看,我根本没有渠道。但是互联网第一解决了生产成本问题,第二解决了发行成本,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你的任何东西发给全世界看。当这两个成本降低了以后,必然就会出现有无数内容生产商、发行商,你我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就会导致无限的供应,从道理上来讲你可以说全世界60亿人都可以干这个事,因为没有生产成本和发行障碍了。这就会导致新媒体市场用管理学来讲,它是一个分众的、小的市场,比如某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发言者,一个人的听众,这种都是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新媒体一个最基本的特色,在这个特色之上,我提出要给用户以控制权,因为当用户已经没有技术障碍,或者说没有太多的经济障碍,来阻止他成为一个内容的生产者和发行者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制约他,你丧失了制约他的手段,这个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控制权。你相信在他们的控制权之上能够形成某种参与者自我形成的一些标准,导致这里头你不可能说我最后全部都是泥沙俱下,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参与的话,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在那儿发言,就变成了众声喧哗的时代,谁也听不见谁,这一定是起初的混乱现象,经过一段时间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自组织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些巧妙的设计也好,你会逐渐的形成用户的准则,或者说社区的准则,产生新媒体的比较良好的状态。
主持人:您刚才说给用户控制权,如果每个人都有控制权的话会不会造成互联网上的网络暴力,它最终会形成规则或者机制也好,这种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形成这种机制需要多长时间?
胡泳:其实这些东西都跟政治学有关系,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这个东西最终核心涉及到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当然你有不同的办法,有些办法是说我通过由上而下强行的制订一套制度,你们所有人都必须执行,另外一种方式当然是说通过最大限度的民主,在参与者当中能够产生一些制度,这种制度设计,在互联网上的公共空间当中的制度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设计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网络暴力,或者其他方面的负面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良好的例子证明这个东西是可行的,有一个网站叫Slashdot,它是一个新媒体,因为它基本上我们叫做用户产生内容,缩写叫UGC。当然它有一些编辑,这些编辑实际上是从众多的用户提供的各种材料当中来选取内容,这些东西在网站上呈现的时候它有各种各样的评级办法,用户可以评价某篇东西的好与坏,用户里还自发地产生很多管理员。通常在政治学上来讲,如果你给一个人权力,基本上这个人就会滥用这个权力,所以你必须对这个权力加以管理,因此在管理员之上还有一个监控管理员的制度。
主持人:是不是像社区的版主。
胡泳:但是社区的那个版主也不是社区创始人任命的,他也是推举出来的,中国BBS很多的版主权力是很大的,其实换句话说那个地方是不民主的,他如果想推什么东西,普通网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是Slashdot这个网站会针对这些人再设一个监控体系,它是经过很良好的设计,导致这个社区的内容是比较中肯的,不会过于极端,而且比较有信息量。还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如维基,那么多人在编一部百科全书,他实际上并不限制说谁和谁不能改这个东西,但是他一定会说你改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乱改他会有办法,第一,他可以恢复原来的版本,原来的版本可能是更加公正和中立的版本,第二,如果你这个地方老是出现滥用、私用职权的时候,他会有黑名单,或者是别的办法制约你,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维基百科这个东西质量还是很高的,当然大英百科全书会说他们比这个质量还要高,美国做过统计的,维基百科的影响力一点儿也不亚于大英百科,说明网民的自组织是可以形成很好的结果的。

不应把新媒体今天的状况与应达到的理想状况对比

主持人:您觉得新媒体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胡泳:其实你的忧虑也是很现实的,我也一点不反对说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家都在那儿吵吵,谁也听不见谁,有这种状况。但是在目前,我觉得当你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够把新媒体今天的状况和新媒体应该达到的理想状况做对比,你可以做这个对比,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比应该是不恰当的,你应该对比的是新媒体现在达到的程度跟旧媒体相比开放了多少东西,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东西。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其实新媒体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已经给我们的表达,给我们的讨论,给我们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带来了巨大的不同。如果你老是想新媒体应该那样,老是那样对比的话,还是那种角度和思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主持人:胡老师对国外的媒体也很也研究,您觉得中国的新媒体相比国外的新媒体,有什么区别呢?
胡泳: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国外新媒体的作用可能没有中国新媒体的作用这么大。很简单,因为国外相对来讲,它表达的出口多。第一,他通过传统媒体已经表达出去了,第二,除了媒体以外,他还有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他有各种民间的团体,他可以进行一些游说和游行示威,有很多种表达方式,甚至他们每四年的竞选也是一种表达,对领导人通过你的选票表达你的选择。但是在中国,相对来讲,不够多元化,同时出口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新媒体的特点,它的作用和它的功能其实是比国外更大的。你要是问最大的差别,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你今天会想到为什么互联网上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么暴力的倾向或者那么激烈的倾向,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传统出口上他得不到表达,当所有表达的东西一下子涌到这个出口上,那这个出口一定是井喷式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但是互联网已经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种状况?
胡泳:因为你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前面有记者采访我,因为当时我翻译了《数字化生存》,他就说当年那个时候的很多预测跟今天相比,有什么东西实现了,什么东西没有实现,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实现了,但是很多东西是完全没有实现的,等于说中国的有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当中国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的时候,你指望架构在基本之上的那些东西发生变化那是不可能的。基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叫做经济上是很活跃的,很开放的,但是我们在政治的管理上仍然很不好,这个情况从改革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主持人:如果让您对下一个十年互联网做一个预测的话,您会怎么预测?
胡泳:至少在一两年时间之内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网民的普及率的提高,当你有了这么多的互联网用户,当你有了这么多的手机用户,足以支撑很多东西的变化,首先足以支撑商人去赚钱,像电子商务前一阵那么不火,现在又大火起来了,原因就在于确实这个产业成熟了,消费者成熟了,各种服务都成熟了,所以带动这个产业发达。与此同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原子化生存变成了比特化的生存,或者是变成了数字化生存,这对社会规范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很多东西。中国今年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应该是超过德国,GDP上成为第三大,很多人会分析中国成为第三大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如果中国有一天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连锁反应,今天西方的分析家们为什么那么关注中国,比方说你从前五位到第三位的时候振荡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等你从第三位到第二位的时候,你引发的振荡可能是你自己都无法控制和掌握的。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类比,中国互联网的用户如果是变成了第一,它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振荡可能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说不清楚的。

我还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说任何的技术都要植根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上,没有凭空的技术,你再好的技术,它必须看你当地的水土,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环境,从这点上来讲互联网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你基本要看中国社会发生什么变化,互联网的变化会跟着这个来的,我不认为互联网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我不觉得互联网是一个灵丹妙药,好象它来了之后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有的人正好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认为互联网是洪水猛兽,它来了什么东西都变坏了,这两个思路本质上都是一致的,但是都是很危险的。如果说可预测的话,要先预测中国社会发生的成功,你大概就知道中国互联网会到什么程度。
主持人:您好象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很乐观?
胡泳:我刚才讲的观点,有些部分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是有些部分,我后来说的这段话是说,有些部分基本上是可以预测的,当互联网架构在中国现实土壤当中,你其实很难就互联网单独来谈,因为今天互联网发生作用的层面不在技术层面上,技术层面我觉得已经解决了,在于技术如何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果说中国社会,或者叫中国政治的基本面不变的话,互联网的基本面基本上也是可以预测清楚的。

传统媒体在进行自救、改良

主持人:现在有一些传统媒体他们推出网络电子杂志,您怎么看?
胡泳:我觉得这是他们自救的一种手段吧,如果你指的不是纯粹在网上兴起的媒体,比如杂志原来就没有纸质版,直接就在网络上做电子版。其实读者流失是很可怕的,因为读者流失的背后就是广告流失,他们必须占领这块阵地。中国的传统媒体向网络的转移,我不觉得有太成功的例子。
主持人:它未来的发展你会看好吗?
胡泳: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传统纸媒的出路问题,它一定要把新媒体这块做好,当然你能看到国外的《纽约时报》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他们在做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它在纸媒那个方面也不能束手待毙。可能由于中国的报纸发展比较晚,或者因为中国独特的报业体系,因为中国的报业体系基本上是党报体系,造成这里面可能还有空间,因此他给人感觉的发展程度似乎不至于那么渺茫,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看成熟市场的报纸,比如美国、欧洲或者日报,他们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它要去抢新媒体阵地,另一方面,它自己的报纸本身要改良。你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近两年世界上的报纸有两个特别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他们开始做免费报纸,实际上香港就有,在地铁免费派发的报纸,瑞典的地铁报号称已经做到世界第五了,完全用一种新的模式来做报。跟以往的传统做报方式完全不同。第二一个大趋势是所有的大报基本上现在都面临小报化的压力,最明显的例子,比如《泰晤士报》,英国的老牌报纸一定是大报,它现在都变成小报了,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在于它便于你在地铁上、在车里很容易翻,因为人口越来越流动,今天已经没有很多人说我天天在家里等着邮递员送报到我的邮箱里我再看报,这种模式已经越来越少了。他们在做一些应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大家意识到的危机还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打击现在还只是冰川一角,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

一个好的媒体人要“眼高手低”

主持人:如果报纸是免费派发的话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胡泳:盈利模式当然是广告了,它的模式很简单,我要找到最新的,流动性很强,但是不会再愿意说到年底拿出一笔钱来订报纸的人,我要找到20、30岁的年轻读者,就是在他容易出没的地方免费派发给他的,广告商来买单。
主持人:您在央视策划了《对话》节目,它跟传统媒体相比更注重跟嘉宾的互动,还有《赢在中国》栏目更像是一个真人秀。
胡泳:电视出现以后,报纸和杂志都必须向电视学习,所以你会看到报纸为什么图片越来越多,长篇大论的内容越来越少,最典型的是《今日美国报》,整个设计就是为看电视长大的一代读者设计的,那么多的图表,很短的文章。你今天做电视,如果你不向网络学习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实际上就是像电视兴起的时候,报纸和杂志必须向电视学习。
主持人:《南方都市报》最近从一块钱提到两块钱,也自己开发了一个网站,您怎么看目前报网互动的局面?
胡泳:因为我不是研究《南方都市报》的专家,对他们最近的动向也不是很了解,它为什么提价,可能有它的一些商业逻辑吧。但是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比如说几百版的报纸卖一块钱,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它提价会有提价的逻辑,否则信息过于廉价,如果你是业界领袖的话,你其实不应该让自己的信息那么廉价。它的报网互动现在做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最近没有看它的报网互动,很难说。
主持人:胡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是记者节,您作为一个优秀的媒体人,请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胡泳:优秀的媒体人,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词,但是这个词用在记者身上是最合适的,就是“眼高手低”,你眼睛当中应该望到的是天上的星辰,但是你能够脚踏实地地在地上做事情,如果你能做到“眼高手低”的话,一定能成功。
主持人:谢谢胡老师。也谢谢各位网友。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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