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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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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诗与他身边的女人:韦莲司(三)  

2007-06-20 14:18:02|  分类: enjoy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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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月,胡适与韦莲司告别后,搭火车从纽约回绮色佳。在车上,他读了该期的《新共和》周刊,发现其中有一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投书。这篇投书的名称是“不抵抗的道德”(Ethics of Non-Resistance),作者叫普耳(Frederick Pohl)。胡适读了觉得深获其心,立刻设法找到普耳的地址,跟他通信。普耳说他不相信不抵抗主义,因为它听起来太软弱无力了。他说他宁愿称之为“有效的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他说武力的抵抗是最没有效率的抵抗方式,人们总误以为只要不用武力,就是不抵抗;世人一想到抵抗,就只能想到物质、武力层面的。他说,事实上,精神上的抵抗,也就是说,宽恕敌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等等,才是最正面、最有效的抵抗。

胡适二月再游纽约的时候,跟普耳约见面。两人相谈甚欢,胡适建议用“道义的抵抗”(ethical resistance)这个字眼。普耳同意胡适的说法。胡适跟韦莲司谈起他对普耳说的话,韦莲司也觉得胡适说得很有道理(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第545548553554页)。

然而,胡适的想法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考验。19151月,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到美国,留学生一片大哗。许多学生不顾日本在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敦促即刻对日宣战,也有人提出建议,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留学生应该返回中国,投笔从戎。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大家都在讥笑他的不抵抗主义,讽刺他是亲日主义者,他说韦莲司一定可以想象他的心情。韦莲司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用快递寄给胡适。她说她很能够想象在国难当头之际,要坚持那一定会被误解的理想,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319晚上,胡适看了3月份的《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读到里面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论以后,他辗转难眠,于是复又起床,一气呵成地写了一篇“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 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在这篇公开信里指责留学生已经失去了理智,

同胞们,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冲动起来是绝对无益的。任何冲动、任何堂而皇之的慷慨悲歌、任何耸人听闻的建议都从未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在我看来,此时此刻,在这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这些学生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职责,那就是去学习。让我们不要被报上的一派混乱喧嚣冲昏了头脑而抛弃了我们庄严的使命。让我们冷静、泰然、坚定地致力于学习,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祖国能度过这场危机――我相信她能,我们就去建设她改良她――或是必要的话,我们就应当把她从死亡中带向新生!

同胞们,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我们的正确选择!

[转引自贾祖麟(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第678

对这种规劝的反应当然很尖锐。《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发了一篇长文反驳胡适。“我们是用与胡适不同的材料做成的――不是木石而是血肉。我们有思想和情感。当形势要求我们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时。我们不能装聋作哑。”(旷煦堃,《何谓爱国的明智?答胡适》,《留美学生月报》,10.7,第427430页,19154月)《战报》的主笔谌立则讥讽胡适在日本东亚大帝国成立后,可以等着封侯。胡适把他的“告留美同学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里,说她觉得那封信确实是该写的,特别是有关学生的责任那一段话,确实说得鞭辟入里。但是,她也认为纵然一般留学生的态度不够明智,其所反映的却是股很宝贵的动力,因为它展现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这些征兆都很让人感到振奋。她建议胡适应该因势利导去引领这股动力,而不是去浇它的冷水。不要只是告诉留学生要冷静;她说,当那澎湃之气被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透过行动——高标的的行动——才可能健全地进入冷静的境界;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一般人是听不进冷静这句话的。(Williams to Hu, March 25, 1915

胡适回信,承认他只顾要求大家冷静,却完全没有去表扬这种群情愤慨所反映出来的正面精神。他说他会按照韦莲司的建议,去写第二封公开信。(Hu to Williams, March 28, 1915)这第二封没有被发表的公开信标题为:“何谓爱国的明智?再致留美同学”(What Is Patriotic Sanity? 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开宗明义,强调批评他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立场,那就是:克尽己责,以振邦国,即使我们是必须让它从死里复生。他解释说,他跟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日本的“二十一条”所激起的民气,是坦荡(noble)、健康的,但必须运用智能,把这股民气导向有用的、建设性的方向。总而言之,胡适呼吁大家不要徒然于涕泗横流,而应该化悲愤为力量,个个期许作为中国的费希特(Fichte)、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Cavour)、格拉司东(Gladstone)、珍·亚当丝(Jane Addams)、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或爱迪生(Thomas Edison)。(Hu to Williams, April 26, 1915, Enclosure

胡适要求留学生专心求学的忠告,和他日后回国,给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所做的劝告是立场一致的。历来的学者都以为胡适是反对学者参与政治,也反对学生参与运动的。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胡适所反对的不是政治运动的本身,而是运动的方式。换句话说,他可以接受政治运动,只要它合乎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例如,他赞扬19151023纽约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游行。他当天站在第五大道上看了三个钟头。过后,他在日记里赞叹地说,游行的人多达四万有余,却“井然有条”。参加游行的人年轻男女居多,但中年以上妇女也不少,还有头发全白者,“望之真令人肃然起敬。”当天大风寒,手执旗子的女子与风搏斗,无一人中途散去,“其精神可敬也。”(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第807808页)

胡适同时也不反对学者参与政治。江勇振说,过去对胡适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不正确的认知,关键在于误解了他日记里的一句话。胡适有一回看到杜威也在妇女参政的游行队伍里,感动之余,在日记中写下:“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误读他日记的贾祖麟(Jerome Grieder)和周明之,把这个感叹句,错读成批判句,变成了:“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请参见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54; 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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