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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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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诗与他身边的女人:江冬秀(五)  

2007-06-12 15:07:02|  分类: enjoy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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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人们的看法向来不一。贬之者指为“悲剧”,如夏志清先生,他的理由是:

一,胡江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江好打麻将,“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找不到“搭子”的时候,冬秀就看武侠小说,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在麻将声中,伺候太太打牌,胡适早年的壮志雄图也就渐渐被打得一干二净了。

那时,两人住在“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亦不可能。住在北平、上海,冬秀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胡适还得上街买菜。从1950102胡适致赵元任夫妇的信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当年的无奈。

听胡适说很喜欢四部丛刊,赵元任就托人专门从北京买了线装原版,运到美国,欲送胡适。此套丛书的价值自不待言;可当时胡适一来房子太小,二来已经买了香港出版的缩印本,因此就一再写信央求赵元任不要把原版的四部丛刊寄他。

元任、韵卿:……我上次写长信很明白的恳求你们千万不要送我原版的四部丛刊,因我已有缩印本的全部了。缩印本只有440册,最方便,最适用。(已占住一个大书架。)原版的四部丛刊有二千一百册,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2100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若有书套,必须六大架,怕还不够。)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也绝对不能帮我的忙。……此是实在苦衷,千万请你们原谅。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Baby-sitter,困难万分……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Apartment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水,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来做六点钟的工,但家中若没有人对于清洁有兴趣,有指示能力,佣人当然要躲懒的……

夏志清曾以《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一诗为证,说虽然它是一首幽默诗,但充分地说明了胡江二人“精神上毫无默契”(“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刚《胡适杂忆》,第8页)。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如下一首诗(《胡适的诗》,第978页):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夏志清说,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江常对别人说:“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少,给死人住的多。这些书,都是死人留下来的东西。”)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也就够了。

二,江冬秀“没有现代医药常识,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爱女夭折,二儿子思杜从小身体虚弱,教不成器。”(“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7页)因文化所限,冬秀不信新医术,也欠缺现代医药知识,胡家有病人,非胡适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疗”。教育孩子,冬秀也多采用乡间传统模式,“对儿子总是责备”,“总是骂他”,胡适曾多次劝导她,说:“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对待子女教育的不同态度,正反映出两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难以弥合的差距。

胡适的长子出生之后,胡适曾自我嘲笑地写了一首诗《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诗显得如此无情,让人不能不想到胡适是在暗喻儿子不要再蹈自己的包办婚姻的覆辙。

夏志清可谓“牛粪思维”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把胡适视为“鲜花”,而把江冬秀当成“牛粪”。与他相反的是唐德刚,他在《胡适杂忆》里,力排胡适受了委屈的众议,反问道:“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唐德刚,“较好的一半”,《胡适杂忆》,第197页)“他那‘较好的一半’是死心塌地的‘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我就不相信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伟大的成就,与他这个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生活,毫无关系!”(同上第196页)

唐德刚在分析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时,说他们“是我国三千年婚姻史上,可以选择三种不同婚姻制度,和三种不同的婚后生活方式的唯一的一辈”(同上第195页)。而这一辈人和这三种婚姻制度(指旧式婚姻、西式婚姻和不中不西的“新式婚姻”)也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转移时代”(即转型期)才可能同时出现。

就胡适而言,这三种方式他都可以及身而试。他选择了遵奉母命,但他必得经受转移时代的个人痛苦。当然,在那个时代,女人比男人还要痛苦百倍。胡适曾说“斜倚熏笼坐到明”不是好诗(同上第63页),然则,这句诗说尽了女人的痛苦:漫漫长夜,泪湿罗巾,有多少断肠女欲觅幸福而不得啊。唐德刚发议论说:“在目前这个自由恋爱的20世纪大时代里,谁又曾注意到这个大时代的开端,那千万个,哭干眼泪、斜倚熏笼坐到明,为小脚难放,而终身守活寡的孤孀?!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只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啊!”(第183页)

因此,胡适的隐忍,造就了江冬秀的“例外”的幸福;可是,他用理性约束自己的自由恋爱,是不是成了“福人”,则完全另当别论。用周策纵的话说,“他内心还有时难免一些‘烦恼竟难逃’的。”(《论胡适的诗》)胡适对冬秀讲:“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绝不会明白。”谈到他与江冬秀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而起的勃豀,胡适说:“少年男女的事,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这些事,你最好不管。”(胡适致江冬秀,1926726,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227页)从胡适在《追悼志摩》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读出别样的深意:“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这有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的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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