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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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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镰刀  

2006-11-03 15:02:09|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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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层面上说,《安提戈涅》写的是,在两个拥有不同领导哲学的强势领导者之间发生的一场悲剧性的冲突。安提戈涅以家庭为基本原则;克瑞翁则惟社稷为重。两人对自己的立场都十分执着。然而,再往深里看,两个领导者的悲剧其实是相似的:每个人都过度执迷于一种单一的道德价值,这构成了他们悲剧的起源。

安提戈涅更让人同情:她的兄弟们都死去了,她的家庭受到了诅咒,她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愿意为自己的原则献身。戏开始没多久,安提戈涅就对妹妹伊斯墨涅(Ismene)动怒,因为妹妹不敢违背克瑞翁的禁令。她告诉妹妹:

 

你打算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

我要埋葬哥哥。

即使为此而死,

也是件光荣的事;

我遵守神圣的天条而犯罪,

倒可以同他躺在一起,

亲爱的人陪着亲爱的人;

我将永久得到地下鬼魂的欢心,

胜似讨凡人欢喜;

因为我将永久躺在那里。

至于你,只要你愿意,

你就藐视天神所重视的天条吧。*

 

不久,安提戈涅在撒一些沙土在哥哥尸体上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这是她为了遵循她的宗教信仰的葬礼仪式而采取的一种简单做法,目的是让哥哥的灵魂得到安息。守兵把她带到克瑞翁面前。克瑞翁问她是否知道自己的禁令,安提戈涅回答知道,并说道:“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

在克瑞翁宣判她死刑之后,安提戈涅对自己命运的全部现实洞若观火。她悲叹道:“我还没有当过新娘,也没有做过母亲,孤孤单单,没有朋友,人还活着就到死者的石窟中去。”然而,尽管满怀忧伤,安提戈涅的信念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她要追随自己的良心,承担自己的宗教责任,保持对哥哥的忠诚,而她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相形之下,克瑞翁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他易怒、专横、刚愎自用——可是,我们仔细倾听他的话,会认识到他也许是对的。克瑞翁是在一场恶性的内战之后成为底比斯的国王的。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受到攻击,它的人民会集合和团结起来,但是一场内战则会给邻居和家庭造成分裂。即便战争结束了,仇恨和复仇的渴望也会滋长,令和平不堪一击。在底比斯发生的内战格外可怕。戏开始的时候,歌队——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群演员,常常对剧中人物的行动加以评论——将波吕涅刻斯和他的军队比作尖叫的猎鹰,唱道:“它在我们房屋上空把翅膀收敛,举起渴得要吸血的长矛,绕着我们的七座城门把嘴张开。”

作为一个领导人,克瑞翁的主要责任是恢复秩序。开始我们看见他在对底比斯的公民们讲话。他感谢神祗带来了和平,赞扬国人对过去的王权的效忠,谴责任何把自己的朋友放在祖国之上的人。然后他宣布了他的指导原则:

 

请无所不见的宙斯作证,

要是我看见任何祸害——不管是什么——

逼近了人民,我一定发出警告;

我决不把城邦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

我知道惟有城邦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克瑞翁是个爱国主义者。他相信,很自然地,他的国家仍然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可能来自于在内战中失败的反叛分子,可能来自他们在底比斯外边的同盟军;或者,来自于其他可能乘虚而入的敌人。因而,他庄严地宣誓,要把他的国家的安全置于一切事情之上,并要求他的同胞们也这样做。

作为爱国者的克瑞翁也很实际。他禁止埋葬波吕涅刻斯,为的是传递两条毫不含糊的信息。其一是,现在他是底比斯之王,对任何反叛行为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其二,他的命令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他说,波吕涅刻斯“是个流亡者,回国来,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

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看上去差别很大,然而实际上他们对领导的看法是同样危险的。两个人都以某种单一的有关人的重要价值为重——对安提戈涅来说,这种价值是宗教,对克瑞翁而言,则是公民责任——但他们的看法实则妨害了这种价值的实现。两个人的做事方式也相同:在单一价值的驱使下,两个人都挥起“价值的镰刀”砍掉了所有其他的考虑。而且,两个人都让这种单一价值统治了他们的思维,主宰了他们的个性。

安提戈涅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把克瑞翁的禁令视作一种个人侮辱,因拒不遵从而惹动了克瑞翁的恼怒。而且,看上去她十分希望同克瑞翁正面相撞。当伊斯墨涅说她不会走露姐姐埋葬波吕涅刻斯的计划的一点风声时,安提戈涅的回答是:“呸!尽管告发吧!”克瑞翁的行为比起安提戈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用语是火上浇油式的——他说波吕涅刻斯想要喝族人的血——他仍然被那场战争搅得怒火难抑。有时,克瑞翁会说到神祗,爱国主义,以及作为一个领导人和爱国者的神圣召唤;另外一些时候,他又会用一个愤怒的战士和傲岸的胜利者的口吻发言。更进一步说,他下达的严酷禁令违背了对死者应尽的宗教义务,它可能引发波吕涅刻斯支持者的愤怒,导致内战重启。

不管是安提戈涅,还是克瑞翁,都预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的极端情形:领导人把自己变成了一部决策机器,致力于单一目标的最大化,例如赢取一场选举,推升一只股的股价,捍卫一个教会的荣誉,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策略的危险性非常大。它可能使领导者对影响他们、保护他们不致犯错误的一系列因素视而不见。两人都需要用恐怖的事情来刺激他们跳出单一的思考,唤醒他们深受压抑的人性:安提戈涅需要走到死亡的边缘;克瑞翁需要听到他儿子自杀的噩耗。

* 此处用罗念生译文。古希腊人认为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天条,例如必须埋葬死者。安提戈涅为了遵守这天条,宁愿违犯克瑞翁的禁令而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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