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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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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网民沿用父辈二元思维(5)   

2008-05-04 23:03:47|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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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系列访谈:

80后网民沿用父辈二元思维

2008042117:57

来源:搜狐嘉宾访谈
 

    中国80后网民仍在沿用父辈的二元思维

  黄一琨:有一个事情,我特别想听听胡老师的看法。有时候,我觉得社会的成熟程度或者说受众的成熟程度也有很大关系,我没有想好,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是当时《第一财经日报》富士康那个案件,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太建议首先用道德判断,我觉得先把事实说清楚。其实那个事件,我从一个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来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是有重大的问题和瑕疵的,很多的采访甚至听说是通过QQ

    但是我后来发现民众,我不知道用民众这个词儿是否妥当,反正我看到社会上很多的舆论并不在于你的方式是不是合适,最后呈现的东西是否客观,他好像就偏向性的需要你给我这样一个结论,我好进行或者道德判断,或者其他等等。恐怕客观性的东西,媒体作为一个机构,它是社会的一分子,跟这个社会成熟程度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胡泳:有巨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社会只是在非常近的时期才有了一点点多元化,一直以来就是二元思维。你从这个事件上就可以看出来,非常多的网民特别热衷于给别人扣帽子,如果劝大家理性看待问题的人,大家会说他是汉奸,会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大量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是80后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这种语言背后就是一个二元化的思维,当你是二元化的思维,你这个社会多元化的生长就会受到遏制,宽容度这些东西都会受到遏制。我是同意你的观点,媒体是生于和长于这种土壤之上,因此说,有的时候从事媒体的人的一些烦恼,可能跟这个也有一些关系。

  黄一琨:您刚才说这次看到一些80后,感觉到新一代的新的思维方式,您对网络这一人群有比较多的研究,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胡泳:我觉得核心的原因是,历史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尽管他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因为语言方式背后反映的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背后反映的是政治现实,这种政治现实导致,尽管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已经开始发展了,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过去二元化的思维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危害做完整的清算,导致比较年轻的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换句话说,当他在攻击西方人的时候,攻击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时候,他自己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毫无所知。

  我当然不否认说,80后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群体,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人,你不能贴标签,你不能说这些人就是这样。但是从目前网络汹涌澎湃的情形来看,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他们跟我们以前几十年的思维方式是一以贯之的,遇到任何一个跟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说跟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有反差的东西,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给人扣一个大帽子,先把你定个性,给你贴个标签,把你归到反动派那一类里头。

  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是中立的,网络也不除外

  黄一琨:如果有人说且慢,他就一定会认为是汉奸。您认为网络是价值中立的,只是一个工具呢,还是什么?

  胡泳: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技术没有一个是中立的。大家有一个误区,大家总会说一个新技术是一个工具,主要看使用它的是谁,如果好人使用这个工具,它就会为人类造福,这其实是一种天真和简单的想法,就是工具本身一定不是价值中立的。

  从网络角度来讲,你会看到网络至少在目前的阶段下,其实并不鼓励特别严肃的讨论,它鼓励的是情感的宣泄,鼓励的是大家一起起哄,它鼓励这种东西。然而这个东西不是完全一无是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还要鼓吹互联网,说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原因在于的确中国在走向多元化的时段,你是需要一个容忍大家把不同的意见发表出来的地方,你需要异议,需要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说异议永远达不到共识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你最终变成一个情形——我最新的一本书叫《众声喧哗》,无非比谁的嗓门大,看谁能够把事情推到更极致的地步,这样就能吸引眼球,这样最终就导致众声喧哗的时代。

  网络是公众讨论的工具,通过这种讨论,希望能对中国某些东西做某些改观,我也不是对网络就纯粹悲观。我觉得就现实来讲,你看到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同时你牢记一个东西,就是说互联网,你从它诞生到现在,在美国算30年吧,在中国其实也就十几年,一个十几年的媒体,你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理想,那么美好,说互联网能够实现人类大同,这根本不现实。但是它作为一个年轻的物种,我相信它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非常好的东西出来。

  黄一琨: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悲观还是乐观,其实在于我们选择的时间轴、坐标系。所谓的传统媒体的斗争,还是一个没有终结的。比方说这次西方媒体的这种做法就可能,将来我们再有人写《美国新闻史》,或者《西方新闻史》,又是其中一个篇章,会跟俄国十月革命那段反赤化或者麦卡锡时段一样成为非常好的案例。从这个角度冷静分析它的话,才会有一些收益。

  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正是您刚才说的价值中立,不是因为我在传统媒体我就这样说,我觉得传统媒体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我不能说它能不能在市场上或商业上有成功,但是它的重要性就更体现出来。其实我们在骂西方媒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一份媒体,它叫《经济学家》,它是唯一一个西方记者在现场,当时记者在现场发回报道以后,把这些人叫做暴徒,它也是西方媒体的一部分。

  胡泳:而且是一个可信度非常高的西方媒体。

  网络集中式爆发让中国人很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

  黄一琨:我感觉网络从目前来说,这十多年来看,恐怕进行一些严肃话题的讨论,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介质,我自己感觉讨论不出什么东西了。这个时候,包括您一开始说这一系列事件对媒体的客观性有一些悲观,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悲观者最后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客观和真相从哪里找,有这种需求在这边。你看新闻史,都是人们有了这样的需求以后,那些有使命感的机构,包括有使命感的个人提供给他们,我们的新闻史、我们的操作规范,我们的新闻专业处于一个标准,再往前进一步,这恐怕是很重要的。

  胡泳:我特别喜欢网络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网络经常给中国人上各种各样的课,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很难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工具,同时给这么多人上一些课。这些课的范围又那么广,从社会到文化到政治到经济,通过网络集中式的爆发,导致让中国人很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他会突然发现这些问题其实跟他很相关,这些问题可能是中国在未来发展当中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互联网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只不过我们期待它以后能够除了上课以外,还能够满足人们深造的需求,只不过是这样一些东西。

  黄一琨:刚才胡老师说他的新书叫《众声喧哗》,这恐怕无论是网络时代,还是中国跟整个全球、世界越来越紧密相关以后,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社会特征。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越需要静下心来做一些理性的思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胡老师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看法。

  胡泳:感谢黄一琨,感谢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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