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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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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网民沿用父辈二元思维(3)  

2008-05-02 17:04:47|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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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系列访谈:

80后网民沿用父辈二元思维

                                                                                                                                                                                                    2008042117:57

来源:搜狐嘉宾访谈

西方媒体的客观性不是从“3-14”开始崩塌的

  黄一琨:胡老师刚才前半段话说得我很为难,身上出冷汗,后半段话,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的感觉。比方说,我看《美国新闻史》那本书,这个其实对国内很多从事新闻行业的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他们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它的序言里就讲: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了传播而进行斗争,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为了要冲破那些为阻止信息和思想的流动而设置的障碍,有不少男男女女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这部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而另外一项不那么受重视的艰巨任务,便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从内部与偏见和曾经使新闻事业备受困扰的自我新闻检查进行斗争。

  即使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也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民众的情绪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从我们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时候仔细看,我们不必要那样大惊小怪,好像西方媒体的客观性从这一天开始就崩塌了。

  我记得在扒粪新闻之前,在俄国十月革命刚成功的时候,当时《纽约时报》的老板就很紧张,因为当时美国的社会党也进入国会了,他们觉得这种红色的思潮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纽约时报》其实在所谓的反赤化新闻方面,做了很多跟我们今天看到的CNNBBC做的一样的工作,甚至更厉害,包括一直到后来出现了一系列极端的事件。我当时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纽约时报》在我心目中难道到一九一几年还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会发现他会有一个自我修复的机制,后来是李普曼和另外一个人整理了关于《纽约时报》这段时间的报道,来提醒公众,提醒社会,包括提醒媒体同行。而有意思的是,跟李普曼一同工作的另外一个人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主编,他就是查尔斯·梅尔茨。

  媒体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可能看待某些问题看得太过激进或者太过单一。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方我们现在说我熟悉的中国市场化媒体,他们的客观性应不应该值得质疑,比如财经类的市场化媒体,是从01年开始逐步兴盛的,你看他们的广告客户主要是跨国公司。你别指望中石油成为广告客户,只能指望壳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这一点质疑我们市场化媒体在客观性报道方面做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恐怕是偏颇的。我们一方面可能不能把客观性当做是一个普世追求的目标,但是我没想好它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只能说没有达到,但是可能说是一个普世的目标,人类社会有很多普世的目标;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机械地说,比方我们现在总说西方媒体等等,比方说我们把这样的事件看作是西方跟东方之间的这样一场争夺,其实我们只是跟西方媒体那些从业者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但背后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简单机械,有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过去思维方式的痕迹,这对我们了解、解决问题不是很有帮助的。

应区分新闻从业者跟从业者背后的体制问题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提了几个有意思的东西。首先,我是同意你的说法,不要把媒体的影响夸大到无穷大,换句话说,媒体的确给人们的生活会造成很多的影响,当你报一个新闻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根据你的新闻来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回应,这种效果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现实的出现,其实媒体在这里头只是造成这个现实的部分原因,甚至都不可能把它说成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定是政治的、经济的,媒体在这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小部分的东西。由此推论来说,如果西方媒体真的骂中国如何如何了,大可不必把它当成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因为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有力的东西,不是靠骂就能骂倒的,你固然说当他骂你的时候,你会很气愤,会有人心里不快。但是实际上来讲,真正决定这个东西的走向的,绝不是简单的媒体的一些手法或者说一些谩骂,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一些负面报道那么当回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从业者跟从业者背后的体制的问题,这两者是分开的。比如说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会对西方媒体的大部分同行们,我对他们仍然保持我个人的敬意。我会很相信他们大部分从业者一定是正直、诚实的人,他们做新闻的时候一定是按照他自己的那种理想的价值观来做的,你不要把他想象成一群恶棍、一群流氓,其实这肯定是不客观和不现实的,这样想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些人,可以说这样一些从业者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也的确是想通过自己的笔来如实地报道事实,来给现代社会至少能够增进这个社会的福利,而不是降低这个社会的福利——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什么仍然会出现很多我们的确看起来也很令人痛心的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还会出现?

  那就一定要说,你现在这种媒体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就是说,都不是个人能够在这里头做多少事情的问题,而是他背后的背景的假设,我在博客里写到,媒体的商业逻辑、它的政治预设、意识形态的包袱等等,所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最后会导致出现的结果是这样的,不管作为个人来讲,你抱着多么良好的出发点。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必须要区分的东西。因此,我们今天讨论客观性也好,讨论西方媒体它的信誉是不是降低了也好,都应该放在它的媒体体制出现了一些问题上面,反过来说中国的媒体体制也有中国的巨大的问题。这些巨大的问题可能都不是我们作为媒体从业者、个人能够完全改观的东西。如果说你反思,能够升华到这一步的话,就超出了简单的发泄你的情绪,比如说去盲目的指责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错或者丢了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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