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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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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认清条件吗?  

2006-09-11 22:09:11|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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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身处要职的个人对他人和他物(包括所有者,利益相关者,以及法律体系)要承担重大义务,那么,有关领导人责任的观点与此有何不同呢?普遍的看法是,领导人负有“角色义务”——即伴随着工作而来的责任——这些义务会约束任何领头干事的人,无论他们的个人品行如何,他或她的人生志业是什么,驱动其向前的激情又发端于何处。

角色义务听上去带点技术色彩,但它保护了其他人,并且有利于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例如,由于他们的专业能力,医生对病人握有大权。从委托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私密信息的律师,要想利用这些信息易如反掌。企业或政府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机会以权谋私、盘剥他人,有时他们的确也没放过这样的机会。

门罗·施塔尔对此是怎么想的?菲茨杰拉德并未描写他如何同角色义务较劲,甚至没说他想过这类问题。难道他因此就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吗?那些用工作表达了深藏心底的个人想法的领导人是在回避责任吗?社会上不是需要他们把自身的兴趣和激情投入到随工作而来的责任中去吗?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法,对后面的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经理人的兴趣和激情应该同他们的角色义务“对齐”。这一看法由来已久。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写道:“一个人经常处于需要同胞帮助的境况,期待这种帮助仅仅出自善意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对大餐的期待不是出自卖肉的、酿酒的和烤面包的人的善意,而是出自这些人自身的利益。”好的经理人现在娴熟使用报酬、特惠和表扬手段调动下属为组织的目标努力工作。

严肃文学似乎拒斥“对齐”的想法,就如同有机物拒斥外来组织一样。这是因为对齐是一种机械化的概念,降低了成功领导人的激情、承诺和领导力度。那些努力工作、在意事业、创造不同的人不会像踏车上的老鼠,玩命地追逐滚雪球般的财富,同时,他们也不会誓言保持贫穷。他们想要获得公平合理的回报。但他们工作中的献身精神和激情来自于一种渴望:要表达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真正在乎什么。

我们当然不应该把承诺在卓越领导中所起的作用过于浪漫化。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经说过,成功有80%是表面文章,这一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管理工作通常很难做,有时琐碎不堪,有时一波三折,有时疲惫至极。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持久的成功才会依赖于关切、个人承诺和奉献。

这样的心理和情感现实造成了,经理人对股东、利益相关者和法律体系承担的义务尽管重大,但却属于从属地位。它们构成了经理人工作的环境与局限——门罗·施塔尔称之为“条件”。在和英国作家乔治·伯克斯利(George Boxley)会面时,施塔尔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伯克斯利刚刚加入电影厂,感到做那些媚俗的电影是在贱卖自己的天才。伯克斯利对施塔尔说:“我总是在期望你从头再来……别做这种大路货了。”施塔尔告诉他:

这是一种条件……总会有一些恶劣的条件。我们过着鲁本斯(Rubens)一样的生活——假定我要求你给那些富裕的家伙,像帕特·布莱迪(Pat Brady)、我、加里·库珀(Gary Cooper)和马可斯(Marcus)等等画肖像,而你却只想画耶稣基督,你该怎么办?你难道不会感到你被条件所限吗?我们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发现大众喜欢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包装好,然后再返销给大众。超出这个条件之上的都是糖。你就不能给我一些糖吗,伯克斯利先生?

施塔尔对自己的产品并不抱有幻想。他必须提供人们喜爱的影片,否则的话,收入会下滑,电影厂的庞大机器会开始解体。然而,在这种无法逃避的条件的限制之下,施塔尔要伯克斯利拿出好电影,给电影加点糖,以便它们能够打动海滩上的黑人。

就算施塔尔是老板,他也不能置身于条件之外。他在高度紧张的财务压力和组织压力下工作。例如,在和电影厂的资金提供者共进午餐时,施塔尔主张制作一部高质量的影片,即使这部影片几乎确定无疑地会亏损。这些出资人强硬而精明,都是自我打拼出来的。他们对施塔尔看得很紧,因为他是在花他们的钱。而且他们还在彼此监视。菲茨杰拉德写道,甚至连马可斯这位最年长的出资人,看上去虚弱而摇摇欲坠,“也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弹性。某种从不减弱的本能会令他警觉到危险,警觉到有人试图暗算他……他的灰暗的面孔已到了形同槁木的地步,甚至那些习惯于观察他的眼神的深层反射的人都看不出任何变化——由于自然的原因,白色的腮须在他脸上把一切都深藏起来;他的伪装成为完完全全的。”

这些有钱人尊重施塔尔和他的业绩,然而当他们得知施塔尔计划推出一部会造成25万美元损失的电影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最后他们顺从了施塔尔——但只是在长时间地盘问他之后。很清楚,因为坚持推进这部电影,施塔尔的信誉遭受了一定损失。这种事情他不能经常做。施塔尔尽管是公司运营方面无可争辩的一把手,也不得不不辞长期劳苦地满足条件要求。他没有愚弄自己说,这些条件是不重要的。

满足工作的条件是施塔尔实施领导的一项必要条件——是最起码的要求,意味着他要跳过连环。有时,他从这种游戏中感到愉悦,特别是在他灵活地打破财务和组织上的限制的时候。有时,这些东西又让他心情沮丧。尽管如此,施塔尔从未把工作条件同工作的更大目标混淆起来。他把全部生命灌注到工作当中,是因为他感知到工作的意义,而不是为了他的角色义务。

这种对领导力的看法令人不舒服,甚至令人害怕。领导人握有大权,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滥施权力,盘剥我们。因此,我们希望约束和督导领导者;我们要求责任心和透明度,并且需要坚实的治理体系。这些保护措施十分重要;好的领导人尊重它们,按规则行事。然而这并不构成他们在现实当中努力地、创造性地工作的理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或许可称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当然懂得规则和奖励在经济中的作用。可是他却写道:“我们决定采取某些积极的做法,它们的全部后果会在很多天以后才显示出来,而这些决定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说是动物精神的体现——一种行动的自发本能压倒了清静无为。人们绝不是靠利益权重的平均值来作出决定,即只会去算计利益被放大多少倍。”施塔尔的事业因为他的财务计算才能而起步,但是他的动物精神——他对自己看重的工作的全力奉献——决定性地把他变成了一个领导人。

一家美国全国性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肾脏移植的文章。文章说,作为一种新的手段,腹腔镜使得肾脏移植变得快捷多了。但令人惊奇的不是这个信息,而是文中的一则故事,讲一位叫里克(Rick)的经理人向他的上司捐献了一只肾。他说:

我的老板做了一年半肾透析,看上去很糟糕,感觉也非常难受,我自愿让医院看我的肾是否符合移植要求。结果完全匹配。整个过程极其简单,也没有痛苦:314号动的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316号所有的镇痛措施都取消了。不管怎样,这是一件小事情。

里克是一个领导者。他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榜样,对于成千上万读到这个故事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为什么里克作出这样的牺牲?他没有计算利益及其概率。几家组织确实授予了他荣誉,一个商业团体开玩笑说他在使用不公平的手段成为“年度最佳雇员”。然而,里克惟一的奖赏是——如他自己所说——那种“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的良好感觉”。他的动机和门罗·施塔尔以及许多其他领导人一样,出自他的性格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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