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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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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通”中国?  

2006-08-03 21:17:17|  分类: engag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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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风茶馆里有一篇What prevent guys like Nicholas Kristof from understanding China correctly? 这位Nicholas Kristof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文名纪思道。文章说,读纪思道的时候,很难不对他所描绘的画面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产生荒谬的感觉。几乎可以肯定,许多中国人读他的“宏文”后的第一感觉一定是——“what a bullsh*t”。

和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我也对号称“中国通”的纪思道对中国的一窍不通深感诧异。后面有一则跟贴说得好:当外国人试图弄清中国时,主流记者是他们最不应该向其寻求指导的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中国的理解更深,发表的评论更为平衡,因为他们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

由此想起我去年8月在香港时,对纪思道写下的一点批判文字。

2005524,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从北京发回一篇有关中国博客的文章,“Death by a Thousand Blogs”,用十分煽情的笔调写道:

与国民党展开的殊死较量,同美军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激战,以及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最后都让中国共产党“幸存”下来。可是,眼下共产党可能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互联网。

互联网与中共政权间所发生的较量,是历史上重大的较量之一

……

中国的领导人正在为共产党自掘坟墓,因为他们让中国人民拥有宽带。

纪思道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的时候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的主任,和太太伍洁芳一起因报道这一事件获得普利策奖。他们在中国待了五年,此后出版《中国觉醒了》一书,是90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最畅销的几本书之一。被称为“中国通”的纪思道看起来好像对中国的事情有很好的发言权,但上面这篇文章反映出来的却非如此。

首先我们看到纪思道在玩一个老把戏:预测中国现政权的倾覆,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观察家们最乐之不疲的事情之一。以美国人为例,他们预测中国事态发展的记录实在不甚高明: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之始;在****当中,他们对民主示威的目标、策略和领导人加以浪漫化,丹·拉瑟在天安门广场的实录节目中反复断言学生将要胜利、中国从此改变。这些事件的结果有哪一次是符合他们的预期的呢?拉瑟在**以后说了一句话:“到中国的次数越多,我越加认识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国专家。”

所以,当我听到纪思道的末日预言,对其最好的评语也只能是“天真”。末日预言类的文章总是把中国人的生活化约到最简单的程度,稍微复杂一些的现实情况都无法整齐地装到纪思道的框架中。他的专栏文章背后显示的,不是密切注意中国现实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是仅从西方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现实。这种一厢情愿式的判断,尽管为纪思道的文章增加了气势和力量,但却会带领读者进入歧途。

从新闻的专业角度讲,我不认为纪思道写了一篇好文章。它和我们无数次读过的美国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太相像了:对整个国家的状况和趋势作出一个十分泛化的推断,而支撑这个推断的基础却并不十分牢固――有关官方立场的片言只语,有限的目击证据,普通人的一点轶事,再加上异议人士的数则访谈。如果说新闻是反映现实的镜子,那么上述的文章映射的却是走样的画面,因为它有选择地强调和诠释了某些特定的主题、价值和事件,而这是以牺牲其他的主题、价值和事件为代价的。

纪思道说,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开始在中国扮演媒体监督的角色,尽管中共力图对此加以压制,但终将是徒劳无功的。显然,在西方,关注中国的网络控制的人,远远超过关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人。但是,问题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层面?在中国,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任何事情都不会取得显著的进展。Bloomberg的记者马修·米勒在香港发出一篇报道,刊登在2005721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题为“A Censored Market That Delivers”,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网络发展上的一个悖论:印度拥有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媒介,但印度的网络市场却远远没有中国繁荣。

这篇报道刊出的同一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到630,我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1亿,为1.03亿人,其中宽带上网的人数增长迅猛,首次超过了网民的一半,达到5300万人,这也是宽带用户首次超过了拨号上网用户人数。我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印度在和我国人口差不多的情况下,上网用户只有2400万,不到中国网民的四分之一。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中国政府在网络的基础设施上作了大量投资。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政府投入电信网络的资金达1380亿美元。2004年,中国的在线收入――包括广告、网络游戏和无线增值服务等等――达11亿美元,根据伦敦WPP集团的媒介购买部门的预计,2005年还有30%的增幅。

我不否认中国政府确实在对网络严加控制,接连不断的对网络内容的禁令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上述的发展。然而,中国的网络控制和信息流动呈现出远较西方媒介所批评的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形态。国外的互联网活动家把互联网等同于民主,当中国的互联网没能很快带来他们预设的民主结果时,这些活动家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们眼里看到的全是中国互联网的负面因素,而容易忽视互联网为中国带来的大大拓宽了的自由表达空间。他们似乎只对中国一步到位的民主感兴趣,希望中国的言论自由现状一夜改观,殊不知局部的进展、细微的努力也能给中国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变化。 

对于中国的网络发展,西方的流行看法往往不脱两个路数:一种是无理由的乐观,认为西方的思想观念、商业力量和技术进步会彻底改变中国;一种是盲目的悲观,把中国看作奥威尔式“老大哥”的一统天下,人民在高压之下噤若寒蝉。两种看法都是虚幻的,都暴露了西方人的幼稚无知。在纪思道之前就有很多人作过互联网将促成现政权的崩溃的预言,它们无一例外地都被证伪。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人民的知情权也越来越扩大。这是一种混杂的局面。

如果你想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研究中国,你的研究的起点必须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所谓“研究的起点在中国”有三个涵义:第一,在研究中国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部因素上;第二,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部因素;第三,从置于中国语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在网络的问题上则日益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但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我们不能说纪思道这样的一种“外部研究”不好或构成了歪曲的观察,他讲的很多事实是存在的,然而这种研究和观察毕竟是远远不够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中国以外的人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局外的观察时常能够获得“内部研究”所不可能得到的洞见,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的诗人苏东坡也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论是记者还是学者,都需要培养一种良好的疏离感,能够“跳出画面看画”。而且,局内人和局外人也需要经常互相交流与砥砺,成为“局外的局内人”和“局内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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