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大众媒体的对立
2008年5月12日，北京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在会议要求中，“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和“依法处理”谣言是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这也是官方长期一贯的做法。由于政府垄断着媒体资源，“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往往是新闻封锁、新闻限制的同义词。毋宁说，正是官方“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的行为，导致了官方信息的匮乏和不可信，才为“谣言”的传播培育了丰厚的土壤。官方一方面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声色俱厉地打击谣言，从而令自身陷入一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当中。
自2003年非典以来，突发事件中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压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危机的扩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媒体或者失语、或者成为强势话语的代言人，往往是造成谣言扩散、社会恐慌和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着火爆炸事故。在发生爆炸的当天，吉林市环保部门就已经发现松花江水体受到污染，后来还递交了相关污染的监测数据。但几天内吉林市委、市政府仍未做统一安排去向公众进行解释与澄清；一周后，吉林省有关部门仍坚称没有听说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污染松花江水源的说法。甚至在下游的哈尔滨市于21日早晨宣布停水时，石化厂和吉林市仍然拒不承认苯流入江水对人和环境造成剧毒性危害。
哈尔滨市政府宣布停水的原因竟然是“对市政供水管网全面检修”。在这关键时刻，官员们采取了鸵鸟政策，拒绝回答媒体和公众的质询，甚至把环保部门的对外报道权也控制起来。居民们既无法从政府部门、也不能从当地媒体报道获得明确、真实和完整的信息，令哈尔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饮用水、啤酒、牛奶等统统遭遇抢购。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甚至出现地震的流言，事情愈闹愈大，市政府才在十小时后不得不再出公告，解释停水原因是由于日前吉林化工双苯厂爆炸污染了松花江。
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之下，传统的主流媒体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实行选择性报道，选择的标准完全由他们来掌握，他们认为是反面的、消极的、添乱的、抹黑的就按下不表，确定为正面的、积极的、鼓劲的、添彩的就公开宣扬，而区分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抽象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丝毫不管是否对民众的知情权造成损害，是否可能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险。
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关“水污染”和“地震”的传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机短信、互联网论坛等传播的，而且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人们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导致“新闻像谣言，谣言像新闻”的怪象出现。在政府的权力控制下，被行政力量扭曲了的传播手段在谣言广泛散布的环境里，最终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观察新媒体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政府习惯于在谣言四起的时候，四处删帖、封帖，但这样做反而立刻吸引了网上的注意。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被删被封的有可能是真相，于是就会想方设法搜索被删被封的东西。结果，被封掉的是国家控制下的喉舌，人们传播的反而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导致公共行政部门本身失信于民，危及其执政权威。
谣言与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大众媒体的对立，反映了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民众表达自己声音的正常渠道近乎完全被封闭。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这种敏感性往往与屡屡爆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相联系，而这些事件的产生，则非常多地是因为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
在厦门反PX游行之前，各种正常渠道的上访、专家咨询会、全国政协会议提案等手段都未能有效地促成PX项目的公开、科学和全面的论证。为什么在游行前体制内的解决手段失效？现有地方政治权力过于集中是最重要的原因。舆论、司法、人民代表大会等正常渠道，在这种集权的情况下，要么工具化而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完全服务于行政意图；要么干脆处于沉睡状态。当正常渠道不正常的时候，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绕过正常渠道就成了民众自然的选择；谣言就是这种“绕道”的体现之一。而谣言之所以令官方感觉如此不舒服，正是因为权力无法完全控制这种渠道。
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政府因知情而说谎，民众因不知情而造谣。在此意义上，谣言不仅仅是替代性的，而且是补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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