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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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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议政  

2013-07-11 19:39:47|  分类: explor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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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议政


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集会议事的场所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在乡校“议执政之善否”,子产力排众议,“不毁乡校”,开中国历史上官方容忍学校议政之先声。从“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当时的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集会议事的场所。

黄梨洲对这则《左传》故事烂熟于胸。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有一专门的《学校》篇,集中了他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理想描述。梨洲开宗明义就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士”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孟子曾说:士从事为君主和社会公众服务的工作(“仕”),就好像农夫从事农田耕作一样(《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也就是说,出来做官为君主和社会公众服务,是“士”的职业。然而,学校仅仅造就“士”还不够,一定要让治理天下的思想和方法都出自学校,只有这样,设立学校的宗旨才能算是完备的。这是强调给普通知识分子以议政的权利和场所。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说,君主一人认为的是或非,不一定是正确的是或非,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请学校中的“士”来议论。这种“学校议政”的想法,距离现代代议制度仅有一步之遥。黄宗羲的思想在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向近代的民主思想迈进了一大步。

黄是在明亡清兴的历史震荡下展开反思和探索理想的,在当时高度集中的帝制社会中,一切是非标准都取决于皇帝。“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三代之后,天下事的是与非都由朝廷决定。天子所表彰的,就群起拥护认为正确;天子所惩罚的,就群起鞭挞认为错误。簿书、期会、钱谷、讼狱全都委派俗吏管理。……这些人心目中的学校,成了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之地,也就顺从着朝廷的势利改变了职能;而有才能的士人,却往往出自民间,与学校开始不相干了,结果,学校连养士的职能也失去了。非但不能养士,最后还达到“害士”的地步。养士既不成,议政更杳无踪迹了。

黄宗羲十分赞赏过去的“清议”之风:“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正是借鉴这些历史经验,黄宗羲主张学校不仅应当培养人才,而且一定要参与政治。

学校本应是民意达上之所,但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上却退化为政治的仆妾和婢女。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自古学校就为皇权所操纵,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官办教育传统。到民国时期,在梁漱溟《人生至理的追寻》中,录有他一段1931年的读书笔记:“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官办教育必有规绳,不免窒塞创造。然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窒塞创造即是窒塞中国前途。何况中国今日教育已到途穷、非变不可地步。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与梁漱溟一脉相承,1942 2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一文,全面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制度的看法。钱氏提出“社会自由教育”,相对于“国家教育”而论:“今就中国教育史之演进,据其主要之外形大略区分之,则有国家主办之教育,此可以汉、明两代为代表。有门第私家之教育,此可以魏、晋南北朝及唐为代表。有社会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先秦及两宋为代表。有社会半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元、清两代为代表,而尤以清代为显著。春秋以前封建社会之贵族教育,非此篇所欲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钱穆最欣赏的是实行“社会自由教育”的先秦和两宋时期。事实上,他考察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时,认定“社会自由教育”是中国教育形式的正宗、正统,其他时期则是变异、歧出的时期。

钱穆认为先秦诸子有一种共同精神、共同意识,就是具有“超出乎政治势力之上而求有以领导支配夫政治”的意图,此即他说到“社会自由教育”的核心精神所在。他说:“自汉武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又设郡国学,而后中国乃始有国家官办之教育。然儒家创教,虽不鄙从政,亦不专为从政。儒家之教,在以超政治者导政治。博士弟子通经得官之制既立,虽前汉之昭、宣、元、成,后汉之光武、明、章,一时政事之受裨益于儒术者实大,然儒术渐变而为利禄之途,往昔自由教育之精神渐失。习儒术者仅求入政治,不能超政治。教育渐不为政治之领导,而为其随属,于是传统教育之精神全变,而政治亦随之而腐化。”

用现代语汇来讲,即学者应出而领导政治,教育却万不可成为政治的附庸。钱穆的观点很鲜明,他把 “自由教育”和“国家政治”相对应,认为两者关系密切,但必须由教育领导政治,决不能是国家统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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