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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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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  

2013-08-07 18:03: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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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

 

/凤凰都市 杜美丽

 

导语:政府要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表达诉求、表达意见和对政府建议的渠道,孔多了,那些积蓄的能量才更容易排解出来,互联网才能恢复正常状态,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胡泳在2008年出版的书《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中曾引用张东荪的话来表达他对网络时代的公共讨论的理想状态的期许:“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

“我衷心希望互联网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互联网奋斗过的人的理想。”胡泳写道。

时隔6年,当民众的表达模式从论坛过渡到博客,又发展到微博和微信时代,“自媒体”被越来越多提及,嗓门成为赢家,胡泳如何看待此时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

 

精英影响力转向新媒体

 

凤凰都市:传统媒体的精英或者意见领袖在新媒体上非常活跃,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您怎么看新媒体现在的这种发展态势?

 

胡泳:理想的状态是,新媒体造成信息的民主化,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和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在新媒体的平台上,还是存在一些人的声音比另一些人大、其听众比另一些人多的情形。只不过要认识到的是,很多明星是以广播的形式来运用新媒体的,也就是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的那样一种状态,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互动式媒体,这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为粉丝太多了,明星不太可能同粉丝进行过于深入和充分的互动,所以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媒体的架构。

 

凤凰都市:新媒体在意见领袖的产生中发挥什么作用?一般来说,是先在网络上有影响,还是先在非网络空间产生影响?

 

胡泳: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非网络空间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有些人将非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带到了网络空间,但网络空间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非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有自己在非网络空间的相应的表达、立场和话语权,网络空间对他们而言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一个渠道,而网络空间也产生了一些来自民间、更加草根,同时又能洞悉一般网民心理、代表一些网民心声的新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对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可以说,他们分享了非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的一些话语权。

 

凤凰都市:在微博上情绪性表达似乎非常多,有些微博上批评的声音一边倒,有些则是赞赏的声音一边倒,理性的沟通交流似乎比较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泳:新媒体空间的表达和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来讨论新媒体空间的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由于缺乏独立的媒体,独立的司法,现实社会所能提供的理性表达空间过于逼仄,所以网络上会集聚一些情绪性表达,有些可能还比较激愤。但是话说回来,理性和非理性表达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正常的。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思想也是,不可能全部都是理性的表达,对此应该有一定的理解和包容。

 

话语权的结构性障碍仍然存在

 

凤凰都市:新媒体的一个很显著的贡献似乎是给草根表达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它是不是真的带来了草根表达权的质的改变,草根的舆论影响力是真的增大了么?

 

胡泳:草根的表达权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虽然新媒体为草根提供了表达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时都能被倾听到。草根的声音被听到,更多还是依赖精英和意见领袖的介入、转播和扩大,很难讲有一个理想的方式可以改变或者替代这种现状。这就和我们通常所讲的民主是类似的,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和空间内,民主可以靠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来实现,但是如果空间太大,要想进行民主的操练,就必须搞代议制,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必须有人代表你。所以网络空间的民主其实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草根的表达权问题,而更关键的可能是意见领袖如何负责的问题,不是说你只要发言了就能改变,目前的改变还得借重精英的力量。也许以后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草根的话语权会进一步加大,精英的话语权会进一步削弱,但是目前看来结构性障碍还是存在的,所以问题是如何让意见领袖认识到自己所负的责任。

 

凤凰都市:您怎么看意见领袖目前在网络空间所发挥的作用?

 

胡泳:目前中国的公共讨论质量还比较低,而其改观首先依赖于意见领袖讨论伦理的提高。精英们的发言要更加精准、客观,不是在特定的立场上站队,过度的情绪化,去渲染事件的一些戏剧性因素,而是对中国面临的问题展开具有逻辑性的、比较理性的讨论。这就要求意见领袖更有学养,有对公共问题展开讨论的能力,有良好的讨论伦理,只有这些人提高了,才会对中国公共舆论平台的形成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精英的这种改变,还需要一些制度化的东西来支撑。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公共领域的讨论受到很多限制,这些限制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结构性因素,这就导致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中国转型期是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赖于讨论和经由讨论达成的共识来解决,如果对讨论设置太多限制,大家不能畅所欲言,共识也就很难达成了。所以我认为,首先要让大家有畅所欲言的空间,尽可能减少公共讨论的障碍。其次,社会的宽容度要提高。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有一个意识,就是所谓的“万众一心”的状态已经很难达到了,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声音来说话,这样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现在的时代是“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应该习惯于别人有和你有不一样的声音。这种不一样的声音不一定代表不好的企图,对原来声音的反抗和否定也有很多的合理性,这其实最终考验的是一个社会的宽容度的问题。这个宽容度是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息息相关的。

 

互联网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凤凰都市:互联网发展很长时间了,呈现出目前的影响和态势经历好几个阶段,比如论坛、博客、微博、微信,您怎么看不同阶段它对个人表达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胡泳:论坛到博客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微博和微信只是对博客的一个延伸。博客是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它的出现代表着个人出版、个人写作的出现。现在常用的一个术语叫“自媒体”,它意味着,只要你有一台电脑,能上网,会“写”字,你就可以在网上发言,而且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发言可能被全世界看到。这个自媒体时代实际始于博客。微博和微信,只不过是博客阶段的深化而已。

 

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出版意味着个人主义和个性有了表达的空间。中国传统上是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政府是社会的唯一主导性主体,个人主义受到很多的阻碍,博客第一次使得个人主义和个性得到表现和张扬,而且使得政府不得不倾听网络上的民意,社会主体变得更加具有多元性。所以,互联网对于中国的个人解放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凤凰都市:您怎么看互联网未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类似现在的影响还会延续么?

 

胡泳: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全部通过互联网来改变。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的变革中扮演了可能比它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重要的角色。它的状态现在实际上是不太正常的。社会的很多情绪都集中在网络上,它承受着“万钧之力”。原因之前说过,是因为现实社会的表达空间太过逼仄,民众只能在“网络一线天”的环境下进行表达。就好比排洪,所有的洪水如果都只能在一个闸门排出,它的力量肯定是非常大的,亢奋和非理性也在所难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要承担很大的后果。所以政府要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表达诉求、表达意见和对政府建议的渠道,孔多了,那些积蓄的能量才更容易排解出来,互联网才能恢复正常状态,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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