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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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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体验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2014-12-07 21:15: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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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陈力丹

2014072516:50    来源:青年记者   

1982112325日,我参加了中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会后补充提交的论文《从传闻女神到印刷所广场——马恩关于传播的论述》(近2万字),主题是传播形态的演进对社会变化的影响。那时网络传播在发达国家开始普及,但在中国大陆只有极少人知道电脑,我也没见过。这次会后,即198212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陈崇山老师与北京广播学院刚从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柯惠新老师,带领十几个青年人首次使用计算机和SPSS软件,对北京地区的传媒受众做了调查。我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十分了解,感受到电脑(当时还是286,上万元一台)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但没有意识到电脑对新闻传播业的冲击,因为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概念。

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倡导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当时有两本书大家都在抢购,如饥似渴地阅读,即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这两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年内我发表了本学科第一篇关于传播科技对新闻业影响的小文章,当时“大众传播”尚是新名词,很少有人意识到新技术会对中国正在火爆发展的报纸、电视会有什么影响,文章发表后几乎没有反应。

1991年,卜卫成为新闻所第一个使用电脑的人。我那时正在写作《精神交往论》,草稿写在稿纸的反面,当时我的眼神好,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几百页。那时整理书稿,需要把草稿誊写到正式稿纸上,40多万字草稿的修改和抄写,工作量极大。看着卜卫坐在电脑前悠闲地敲着字,用打印机(尽管当时要一行一行嘎嘎响着打印出来,也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在稿纸上快多了)打出整齐的稿子,我很羡慕。1992年我的书稿草稿大体完成,下决心买一台电脑解决誊写问题,于是根据卜卫的指点,由懂电脑的刘晓红陪同,骑车到中关村北大南墙外的一家铺面,花4000元买下同样型号的一台286电脑。主机是一台两尺见方、厚近一尺的扁平铁壳子,比较重;屏幕是十四英寸黑白的,以及一个键盘。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刘晓红帮我调好后,我就开始打字了,使用的是金山拼音输入法。不料用了几天后就坏了,我不得不再次骑自行车驮着主机从家里到购买的店铺检修(潘家园到北大,东南到西北,大对角穿越北京城)。老板说主板坏了,更换了主板。不过说起来我还是颇自豪的,我是本所第二个使用电脑的人啦。那时的电脑就是一台打字机,但比在装载着三四千个铅字盘的笨重中文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蜡纸上敲,还是快捷、方便多了。

19944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相连的64K网络信道开通,中国尝试进入互联网。同年中国出现最早的曙光BBS。当时的BBS就是几个计算机爱好者通过一台计算机、一个调制解调器、一部或两部电话连接起来的,同时只能接收一两个人访问。1996年,卜卫、刘晓红、孙五三等几个人建设起新闻所的电脑工作间,就在理论研究室对面,紧跟国家互联网的发展,开通了Email的使用。即使是64K的流量,能够与远在几千里外的电脑联网通信,还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

也是在这一年(1996年),闵大洪从台湾访学回来,带给我一张《中国时报》,上面刊登着一张法新社的新闻照片,内容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女士拿着两个铁东西,文字说明是:马来西亚正在举办19世纪的贞操带展览。我很好奇,但那时国内的电脑还没有网络搜寻功能,于是想到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的研究生同学郝晓鸣,给他发了一个Email,问他能不能找到相关的马来西亚报纸的进一步报道。他寄来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三英寸盘,将他在新加坡上网下载的相关材料存在里面,还有几页打印的搜索材料。那时国内流行的是五英寸盘,三英寸盘很少。也正是这件事情,引发我对贞操带的业余研究,成就了后来《贞操带》这本专著。2010年我在香港开会时遇到郝晓鸣,马上托学生到附近九龙塘的书店里买到了最后一本《贞操带》送给他,没有他当年一张从远方寄来的三英寸盘,哪儿有后来的结果啊。

1997年四大骨干网CHINANET(中国公用互联网)、CERNET(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STNET(中国科技网)、CHINAGBN(中国金桥信息网)相继建成。这时我们可以在电脑上方便地搜寻了。当时“贞操带”这个词的搜索只能获得十几条(现在上百万条)信息。那时,我们尚处于“前Web”时代,即“机器网络”时代。

进入网络的初期,对我影响较大的几本书是胡泳、范海燕的《网络为王》和他们的译作《数字化生存》,还有当时哲学所副研究员李河的《得乐园,失乐园》,进而影响了我带博士生的研究思路。我当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论证网络传播对传播学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批评了关于网络传播的乌托邦。我的文章中被引证最多的两篇,都是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即《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6期合刊,被引证136次)、《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被引证112次)。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套网络传播教材,其中关于网络理论的那本书,相当多的地方抄袭了我的文章。有一次在广院开会,该套书的作者之一曾特别找我表示歉意,希望不要张扬。2003年毕业的我带的博士生李明伟,选题便是传播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形成专著《知媒者生存》。

Web 1.0时代,特征主要是“内容网络”,在中国大陆开始于1995年。北京最早的互联网站是瀛海威,信息量大、报道及时,但互动比较弱。那时网站对呈现什么内容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网民是被动的参与者,仅可以在大量的信息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阅读。随后,网上论坛快速发展,将网民聚集在一起,可以互动以及表达观点。版主成为论坛中的重要角色,网民被组织在一起对一些事件进行评论。在这一阶段,网民以群体为单位在网络中发挥作用。我专注于写作,电脑一直是低端的286,能上网通邮件即可,而女儿读高中,考虑到她的学习,电脑从386486更新到586。鼓励她上瀛海威的本意是开阔视野,没有料到她因在网上结交了一群社会上的男生而荒废了学业,但他们至今仍是她忠心耿耿的铁哥们。要在传统时代,恐怕不会是这种生活的发展路数。

年轻一代紧跟网络的发展,拥有的电脑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而我直到2003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学院配给我一台手提电脑,才从使用286跃升到较新的电脑机型,学会一些诸如PPT之类的使用。网络技术方面我落后了,也没有精力在技术上紧跟形势,但我在观念上始终紧盯着互联网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问题。

从博客开始,播客、掘客、维客等“自媒体”形式使得互联网进入了Web 2.0时代,它的特征是“关系网络”。博客的出现使得个人有了更大的自我表达权,传统的传者和受者的单向关系被打破。Web 2.0造就了“内容网络”、“关系网络”、“服务网络”相互融合;与此同时,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人类传播的基本形态,也在网络中相互交叉和转换。

为网络研究找寻理论支撑,是我关注的一件事情。我配合陈卫星、胡翼青等人提出传播三个学派而不是两个学派一说。为推广他们的论著,我分别做了两个两万字的他们专著的笔记在网上推介,将对媒介形态(传播科技)研究的体系作为独立的学派看待。2005年我发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后来我写进教材《传播学纲要》。至此,传播学三个学派之说基本确立。在此期间,这个学派的论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媒介环境学译丛”(我是该译丛编委)和熊澄宇组织的一套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译丛”,对于我国学界研究网络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2006年起,我和已毕业的博士生付玉辉每年年初合作发表前一年全国网络研究的概述文章。三年前,付玉辉已是正高职称,由他单独发表在《国际新闻界》每年第1期上,成为固定篇目。现在每年各种网络研究综述多了,然而当初做综述还是需要眼光的。这是付玉辉首先意识到的,我不过跟上罢了。

最近五六年,除了宏观上论证新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外,我开始对诸多具体的网络传播现象发表分析文章,大约有六七十篇,涉及各种网络传播形态和问题,从手机传播到偷菜游戏,从博客到微博,从人际传播到网络无组织的组织传播,以及网络流言的传播(例如《流言、意见的流通与Web 2.0环境》,《现代传播》,2011年第12期)。有一次我看到一份网络研究的简报性质的电子版材料,其中美国信息中介(各类信息聚合软件,包括网络公司、软件制造商本身)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引起我的关注,这不仅是对传统媒体,也是对整个社会信息传播体系的冲击。于是,形成了我的一篇文章《数字化新闻中介挑战传统媒体》(《新闻战线》,2012年第6期)。此文后来进一步与当时在美访学的博士生张天培合作,充实了最新材料,发表于201310月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报告中。

关于微信,2012年底我就意识到它的未来发展前景。但这些,大多不是我首先想到的,而是年轻一代学生们推动的,特别是我带的研究生曹文星,她在网络研究方面总是能够走在技术发展的前面。我与曹文星合作发表在《编辑之友》的三篇文章《新媒体十年发展评述》(2012年第1期)、《微博问政发展趋势分析》(2012年第7期)和《2012年新媒体技术与应用走势分析》(2013年第2期),分别对最近十年网络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微博的运作特征、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征做了概述。

曹文星毕业工作了,但在与她合作的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新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的一些观点,成为我2013年下半年以来进一步思考的起点,这个话题的讲课PPT我不断地充实修改。一是上课需要更新,二是很多博士生论文、硕士生论文涉及这个话题,尽管具体的论文不一定写得完美,但总会提供一些新思路、新材料。现在我看学生的论文,一方面是评议,一方面是向新生代学习。作为老年人,我的特长在于能够总体上作出较为准确的大体评价,在一些熟悉的具体问题也可以提出确切的意见。但是对新媒体发展变化进程的认识,需要向新生代学习。

今年年初的一次关于大数据的学术会议,逼迫我对大数据有了认识,这个问题又成为我思考的新话题……

我在吃力地观察着网络变化的形势,未来的Web3.0时代,其特点是物物相连的“终端网络”。这个问题让年轻一代探讨吧,我得退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725/c387109-25344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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