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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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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中的三股力量  

2014-05-12 05:14: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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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中的三股力量


二十年之前,当你提到互联网的时候,你永远在谈一些美好的词汇,谈平等、民主、自由;今天你谈到互联网的时候,都是控制、审查、安全。这样一个话语的转移今后能不能再被扳过来,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是我们要接着看的。


 

  按:此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胡泳在共识传媒集团329日举办的“共识·春茗”活动中的讲话录音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今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十周年,4月份也是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有很多人会想:到底这二十年来,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推而广之,我们在这个节点上能够更加看清楚什么?

 

    我眼中互联网的过去,基本上是三种力量形塑的:国家、市场、民众。这三种不同的力量在塑造互联网,也造成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第一种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可以称之为“网络威权主义”。中国是典型的网络威权主义。维持适度的市场竞争;通过国家所有的网络设施将信息控制视为头号要务;推动国家支持的互联网产业;通过宣传、监控、审查极大地限制个人自由。

 

    第二个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在1995年的时候,有两位英国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加州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说在美国西海岸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思潮,这种崭新的思潮最后催生了今天自由开放的硅谷,并且导致了产业从半导体推进到计算机,再推进到互联网,一直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这整个都是“加州意识形态”的产物。

 

    第三种模式,是以民众为主导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变种,这个变种我把它称之为“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被提出来,当时在美国有个摇滚乐的写手叫做巴娄,巴娄当年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东西叫《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这个文章里讲到说:你们这些铁血巨人们,你们这些过去的政府们,你们不要到我们的网络中来干涉我们,我们是未来,而你们是过去,我们在网络空间拥有主权。所以这是典型的第三种模式。

 

  有意思的是,这三种模式,其实他们是彼此生成并且彼此缠绕的,不能截然分开。比如“加州意识形态”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在背后,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讲,“加州意识形态”也催生了国家行为,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度,包括在中国,都有一个东西叫做“信息高速公路”,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其实是举政府力量来建设的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三种东西总是搅在一起。信息高速公路最后导致大家有这样一个思维,就是能通过某种技术来达到一个技术的乌托邦,这个技术的乌托邦背后,会告诉你说设计者通过某种制度系统,可能能够实现人类的一些梦想,因此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它会被当作是一种民主、解放的催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它跟巴娄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就是连带的,所以我觉得这三种模式是很有意思的,它们互相交叉。

 

  但是我们看到二十年以后,情况在发生变化,比如说互联网的主权问题,巴娄所说的互联网主权就是我们不要政府和商业来干涉网民的行为。但是2010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出来是有背景的,是来自于中国和谷歌打了一仗,谷歌最后退出中国。政府在白皮书里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基础设施是中国互联网主权的一部分,因此你必须尊重我们的互联网主权。换句话说,只要你在我的境内活动,或者你的物理服务器在我的境内,那么你就必须尊重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

 

  你会看到这两个模式对于互联网主权的诠释完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个互联网主权,本来在西方被视为一个已经落后、破产的政治主权论在电脑空间里的延伸。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其实遇到巨大的挑战,西方当时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可是在2013年出了“斯诺登事件”后,完全把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教育中国的正当性给瓦解了。换句话说,现在互联网的重新再空间化(再国家化)似乎成为一个趋势。举个例子,在“斯诺登事件”以后,巴西已经要求,比如谷歌在巴西活动,谷歌的物理服务器必须是放在巴西的,你不可以放在加州,不能哪里便宜你放到哪里,因为不知道你放在那里会不会侵犯我们国家公民的隐私权,甚至是巴西总统的隐私权。

 

    这样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不会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互联网,我们有可能有多个互联网,换句话说,中国模式可能在互联网这个领域还能取得一定的胜利,因为中国一向强调说我们应该有中国的互联网。这就是这个事情吊诡的地方。

 

    在整个过程当中,互联网公司又扮演了某种遭人诟病的角色,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大互联网公司都把他们的材料交给了政府,政府在那个地方对它进行各种分析、各种监控,互联网公司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对互联网公司本身的伦理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前面讲了,这三种模式当中,两种模式都遇到了质疑,所以这时候,那些仍然觉得互联网属于民众所有的人提出一个倡议,叫做“我们要夺回互联网”,因为国家、企业都背叛了互联网,使得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不是我们当年建构它的时候所梦想的样子。这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美国密码学专家施奈尔,对于如何夺回互联网,他提出了三点:

 

  第一,我们要曝光所有的政府监控行为,因为这是不能允许的。第二,我们要重新设计互联网。这个呼吁主要是发给工程师的,即工程师可能把互联网目前的架构进行新的设计。第三,改善互联网的治理。互联网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不能够让一国来决定互联网的走向,比如说美国有美国的互联网,伊朗有伊朗的互联网,中国有中国的互联网,这是不能允许的。其次,互联网不应该只是国家政府之间的事情,它应该是一个全球公民社会共同讨论的事情。

 

  对于互联网将来怎么走,这三股力量怎么此消彼涨,我觉得还需要仔细的观察。但是最后我总结一下,二十年来有一个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二十年之前,当你提到互联网的时候,你永远在谈一些美好的词汇,谈平等、民主、自由;今天你谈到互联网的时候,都是控制、审查、安全。这样一个话语的转移今后能不能再被扳过来,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是我们要接着看的。谢谢大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gswp/2014/0416/104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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