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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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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灾难时代”的最初  

2016-05-08 21:49: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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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灾难时代”的最初

 

胡泳

 

2015贝尔文学授予了白俄斯作家斯·阿列克奇(Svetlana Alexievich)。

 

阿列克奇的母语是俄语,她出生于前苏联的乌克兰,成长于前苏联的白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认定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因其真地描代人性的苦,她作品中非构的真实记录比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粹的文学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终身秘书萨拉·丹纽斯(Sara Danius)把阿列克奇的著作形容为“一部情绪史”,或者也可以叫做“一部灵魂史”。在她的作品中,可能没有哪一部比《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更贴切地符合上面的描述。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之际重拾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为什么说阿列克奇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它比小说或者新闻作品更有力量,是因为阿列克奇让人物说话,而不是为他们说话。这有点像《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的写法,阿列克奇深入社会的最根本层面,并使之浮现出来。

 

这本口述史是阿列克10年心血的结晶,她在事故发生不久,就到达“禁区”和“隔离区”——核反应堆的污染区,冒着身体危险和巨大的政治风险,遍访上百位受到核灾影响的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志愿者。她倾听了老师和孩子们,倾听了预言者与科学家,倾听了那些愤怒斥责官方蠢举的人们,也倾听了官员。所有这些人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读罢全书,你会发现讲述切尔诺贝利故事的人,不可能变得不哲学化。他们在他们的大脑里翻找,试图找到理解降临到他们眼前的末世场景的途径。不匹配的神话或是现成的话语体系都被拿来使用,战争、国族、共产主义、上帝,这些大词反复出现。这使得全书中的许多谈话具有一种梦游和呓语般的气质,它们痛入骨髓地揭示了20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危机是什么样子的。

 

阿列克奇在她的冷静记录过程中创造了一个词:她说自己力图避免“恐怖的平庸化”(the banality of horror)。她通过聚焦事物的细节来实现这一点,因为细节不会变成陈词滥调。

 

口述史的开头和结尾来自两位受难者的遗孀。第一个叙述者的丈夫是最早赶赴现场的消防员之一,“他们穿着平常的衬衣就走了,没有人警告过他们,上面只是说着火了”。事后这位消防员被送往莫斯科一家安全的医院,妻子跟去了。医生告诉她:“这不是你的丈夫。它是一个高度污染的放射性物体……”妻子怀着身孕,但她不愿离开。护士们出于同情,违反规定留下了她,她亲眼看见自己的爱人一片片瓦解,14天后死去。她产下一个女婴,数小时后就夭折了。之后她又结了婚,现在,她和她的儿子都身罹绝症。

 

这位妈妈如此回忆女儿死去的场景:“她看起来很健康。胳膊,腿。但她有肝硬化。先天性心脏疾病。过了4天他们告诉我她死了。‘我们不能把她交给你。’‘你们什么意思,不能把她交给我?是我不能把她交给你们!’”

 

类似的描述,书中俯拾皆是:

 

我的女儿六,我陪她入睡,她在我耳边爸爸,我要活下去,我很小,而我以为她什么都不懂……把她放在门上,我父的那扇门。直到他们带来一只小棺材,很小,就像一个放大洋娃娃的盒子。

 

医生不能把我生下什么我不应该被生下?那我去哪里?高高地在天上是在的星球?

 

“丈夫死后,年轻的妻子老做同一个梦,梦见他走在自己身边,但赤着双脚。她跟一位牧师(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宗教在面对灾难时死灰复燃)谈起这事,牧师要她去买一双拖鞋,把它们放在一个陌生死者的棺木里,留个字条知会她的丈夫。但是,陌生人如何才能找到她丈夫呢? ‘他会找到的’,牧师说。‘他们都在同一个世界里。’至少这个想法还挺有人情。一个两年后故去的现场清理者的遗孀说,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到那个时候,甚至在墓地都不受欢迎。‘想像一下!死人也害怕死人。’他必须被火化。没有友好的拖鞋传递。”

 

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有很多,但这场灾难实则是人类的文字无法描述的。一位被采访者说:“切尔诺比利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美国《出版人周刊》评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充斥着对命运的无奈、刻骨的勇气以及浓厚的黑色幽默……如同不可磨灭的X光透视着俄国人的灵魂”。——当然还有他们的身体。

 

彼时的俄国人大多出自一种文化,可以称其为“伟大成就的文化”。在祖国的伟大成就面前,个人的牺牲只是一种献祭。总共有超50万人参与了切尔贝利的清理工作。他中最多的是人(有些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此外有司机、工、建筑工人、各行业的业人士等。

 

军人业防护地暴露在射之下。在最先的机器人都会因高射发生故障的反炉屋,他赤手空拳去清,因而得了绿色机器人号(因为他们的军装是绿色的)。当他们死去,他们的名字会被用来命名一条街道、一所学校,或者是一个军事单位,但只是在他们牺牲以后——这些军人就像机器人一样被彻底利用了。他们的确是英雄,因为他们拯救了欧洲。但阿列克谢耶维奇问道:“他们到底是英雄还是自杀者?或者是受害者?”

 

到今天,大部分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是第一个选项。前苏联的工农兵拜物教赞扬力量和坚持,有不计其数的奖状、奖金和勋章可以颁发给服务于集体的工作者,他们被认定是无私奉献的一代。一位摄影师说:“在共产主义之下,只考虑个人的小天地是不爱国的行为。”参加清理工作的人每天读报,报纸上是这么写的:《切尔诺贝利——成就巨大的地方》、《反应堆被制服了》,还有《生活还在继续》。一位士兵回忆,政治委员们带领手下读报,强调由于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心组织”,灾难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插上四号反应堆。“政委说,我们必须打赢这场仗。可敌人是谁?原子?物理学?宇宙?”

 

讲述者说,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放射性物质腐蚀了。于是部队又插上一面旗,这个旗子坏掉,再插上一面。接下来,他转而对阿列克奇讲起了笑话:“想听笑话吗?一个囚犯从监狱逃脱,跑进了切尔诺贝利30公里区。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盖革计数器旁边。他的‘光亮’四射,他们不能把他继续关在监狱里,不能带他去医院,不能让他和任何人有接触。”讲完后,他反问听众:“你为什么不笑?”

 

书中有这么一段:“很多年前,我的祖母看到《圣经》里描述,世界上会有一段间,万物都欣欣向荣、果,河里有很多鱼,森林有很多动物,但是人类无法使用那些源,无法繁衍后代,不能宗接代。古老的言就像可怕的童,我当时不相信有那种事。”

 

阿列克奇说,“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对其他人仍是未知的东西。我觉得我在记录未来”。我认为她说得很对。《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抓住了人类“灾难时代”(age of disasters)的最初。战争曾经是恐怖的衡量准绳。现在不是了,切尔诺贝利,作为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真正开启了人类灾难的历史。这个灾难时代,有关技术的不可见后果,有关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政体的合法性,有关人类的价值体系,当然,有关永恒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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